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历史上的对抗冲突，是构建公平公正、持久和平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已成为开放合作的全球公共品和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方案，参与合作共建的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薛福岐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南方”与发达经济体所构成的“全球北方”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涵之一。团结和带领广大“南方国家”，通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谋求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强烈的道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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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促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主张各国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热烈响应，十年间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双边合作文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底气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下一个十年的关键时间节点，为了更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对当前的国际格局有一个新的认识。
全球体系中的“南方”与“北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这个原理完全适用于我们对当前国际局势和格局性质、特点及其演化趋势的总体理解与把握。
人口占绝对多数、以中低收入国家为主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人口占绝对少数、以高收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主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是全球体系的基本内涵。全球体系中的“北方”与“南方”呈现为一个非平衡世界。数百年来，人口占全球绝大多数的“南方”受到人口占绝对少数的“北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以及军事等多个领域的控制与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全球北方”占据这个体系的“中心”位置，“全球南方”则处于“边缘”状态，其性质因而也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
从历史角度，全球体系的形成是工业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全球范围巨大变迁的结果。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并使其获得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绝对经济和军事优势。这些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优势在全世界范围攻城略地，推行殖民统治，剥削、奴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对此，中国与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国家和人民一样有着切肤之痛。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惨痛记忆。
因此，现有的世界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其基础则是历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军事、科技优势，在广大亚非拉地区进行贸易扩张，建立殖民地，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并逐步构建出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内涵的世界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现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所奠定的，从国际金融机构的设计到商业惯例以及大量的国际规则，无不如此。在这个体系内部，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南方国家”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殖民地、资源、利益等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历史上造成无数民众生灵涂炭的不义之战，大多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针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如此，早期17、18世纪的战争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往往被西方学者包装为所谓的“民主和平论”。但是，这个秩序并不能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免遭西方强国的侵略、奴役与剥削。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时期，其重点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
从经济角度，二战结束之时发达国家GDP占全球70%左右，主导建立三大国际机构的是发达国家，形成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一度完全代表和维护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发言权。在貌似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且这个结构有一个十分坚硬的“玻璃天花板”，在过去200年间，只有屈指可数的非西方经济体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许多国家则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处于“落后—追赶—再落后—再追赶”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近几十年来，“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推动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上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1990年，“七国集团”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七成，但现在只占四成左右，不再有能力完全引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占全球总量的65%。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已从1950年的27%下降到现在的15%。美国的GDP增长率50多年来持续下降，现在年增长率已跌至仅2%左右。美国已经没有新的大型市场可以扩张。西方正在经历持续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的苦痛。
但也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在科技、金融、国际制度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仍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频频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目的就是要维持自己的“中心”地位，控制世界经济中的“制高点”，继续攫取超额利润，损害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利益。正如罗伯特·韦德的研究表明，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全球价值链、西方公司手里高度集中的专利知识等，引导全球收益流入西方国家的少数公司，使得这些公司对国内政治、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强化世界体系现存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过去20年里，世界经济中的“玻璃天花板”变得越来越坚硬，西方正在拼尽全力，强化“中心—边缘结构”。在西方内部，新自由主义金融霸权一方面引起西方国家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与治理危机，另一个方面也引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排斥，促使“全球南方”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总之，全球体系的“南方”与“北方”以及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全球性“中心—边缘结构”是历史形成的，是在许多偶然因素叠加和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因而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作为西方政治军事力量支撑下的一个十分僵硬的全球体系，其经济基础的松动甚至瓦解，必然导致整体结构的松动甚至瓦解。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被包围了，同时也被绕过了，因为“边缘”的贸易和投资圈开始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在地域上转向“边缘”国家这一现象说明，资本积累也渐渐放弃了老牌资本主义这一“中心”。“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塑造平等、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力量，一个更为多元化的多极世界正在加速成型。
有鉴于此，一些左翼西方学者认为，过去30多年来欧洲和美国这两个老牌世界中心一直走在社会倒退的路上，人类的未来只能建立在一种团结平等的“共存”理念之上。
中国的“道”与“义”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客观上也给“全球南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一定的好处。譬如，医疗卫生知识、经验、技术等的扩散，实际上也造福了广大“南方”国家人民。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甚至近代以来，引进西方先进的知识、经验、技术以及产品，并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设施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工业化。换言之，在器物、技术、商业等层面，“全球北方”率先形成并广泛使用的许多操作实践、规范等，就其性质而言是中性的，是可以被其他国家直接采用的。但问题在于“全球北方”为了维护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中心地位，获取巨额利益，并为此所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知识体系甚至意识形态等，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性质，其在扩张过程中对亚非拉地区人民进行侵略、奴役、剥削等，也是客观事实。对于上面两种情况，我们要善加区分，不能混淆，更不能因为前者的中性性质而“洗白”西方国家的种种恶劣行径。
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发展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以及各国民众福祉的整体改善。在这个意义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巨大发展赤字。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极其独特的道义基础。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宏大的“成功故事”。这也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物质基础和“底气”。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集中体现着“要想富，先修路”这个朴素简单、但在中国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的行之有效的道理和发展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合作的真谛就在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务实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如老挝，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切实的好处。
第四，中国强调在开展国际合作时践行正确“义利观”，举办进口博览会，减免不发达国家产品的进口关税并扩大农产品进口渠道和规模，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各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沟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无不触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痛点和难点，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在实践和观念层面，中国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所体现出的“道”与“义”，正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以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的使命感。“一带一路”倡议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根本议题，注重将“一带一路”的话语和实践体系带入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体系中，注重凸显国际发展合作对于“五通”建设的贡献，丰富了全球层面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和实践。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倡议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因此，我们正是要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道义”基础，以及与“全球北方”国家相比截然不同的合作原则与具体实践。
共建“一带一路”与国际新秩序
世界并不只是由老牌中心构成的，新的秩序正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场合多次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提出“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越是深入发展，人们越是能够深刻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对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和发展史的奇迹，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正在发生，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进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秩序的构建是需要付出长期努力，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是西方国家通过数次工业革命发展出的绝对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改变也只能从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的角度开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坚实的经济和军事基础，目前美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主要集中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如美国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及“通膨削减法”，通过大幅补贴国内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对中国科技商品施加出口管制和贸易制裁，延缓甚至固化中国的追赶速度。因此，我们要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实施强有力且持续的产业政策、扶持政策，补齐短板，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发展的知识和人才基础。对中国而言，破局的关键在于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力量对比，只有这样，才能为促进形成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创造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西方在台湾、人权、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不断制造新的话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抹黑中国。在国际舞台，美西方力图将中美博弈置于“民主”与“威权”、地缘政治对抗框架内，力图以此构建“价值观同盟”，对中国进行遏制围堵。面对美西方的各种“东西”叙事框架下的噪音，中国不可失焦，而应“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谋发展，采取主次分明、灵活应对的方式，从南北矛盾破局。对于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绝不放松，坚决斗争，而对于核心利益之外的其他问题，则可讲求策略，灵活处理，不必时时事事强硬应对，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把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进而立于不败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充分阐释自身“全球南方”立场，以“南北”叙事对冲西方“东西”叙事，淡化、反制西方的意识形态鼓噪，占据道德制高点，并为团结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话语体系支持。
长期而言，国际格局是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总体实力的下降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客观的。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建设者、改革者。中国站在最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凝聚共识，共同促进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出中国与广大“全球北方”国家所选择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合作道路，是“全球南方”开展合作的道义基础，这也是中国实践的全新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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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治理》2023年8月下
原文标题 | “一带一路”倡议的道义担当——基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思考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薛福岐
原文责编 | 程静静
新媒体编辑 | 王 洋
美编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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