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个奇葩小国，它不仅幅员辽阔、人能跟熊干仗、提供笑话，而且还盛产大作家。

其中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果戈里、高尔基等众人。

它就是苏联。

世界上有这么个群体。

他们很多人都是现实中的疯子，即使不疯，大概率也不是个“正常人”。

他们就是作家。

所以，我们了解，作家是一个不平凡的职业，而苏联是个不平凡的国家。

当苏联，作家，这俩词放在一起，可想而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这不只是不平凡的平方，而是不平凡的指数生长……

苏联作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就是这么个人。

他生在俄罗斯帝国，经历过苏俄，后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国家签署苏联成立条约，他又成了苏联人。

一生经历的国家数量比我吃的螺丝都多，所以他这一生注定是当作家的坎坷一生。

在扎米亚京的小说中，他描写过这么一个画面：

马尔丁（主人公）向邻居借点柴，邻居却说现在大家都困难，所以拒绝了他。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马尔丁这个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竟然做了一件悖逆之事———偷了邻居的几块柴火。

后来马尔丁被邻居指控盗窃。

傍晚，居委会主席上门要他退还柴火，但柴早就烧完了。

这时，马尔丁感觉自己走到了绝境，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夫妇俩服毒自杀了。

这是小说的内容，可突然有一天，扎米亚京发现，这事在苏联居然一点都不新奇！（他观察的苏联社会。）

后来，社会变革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使他的作品逐渐走向另一面（阴暗），反乌托邦成了他的主题。

苏联社会冲击着他，他讨厌苏联笑话。

终于，十月革命后，他写出了著名反乌托邦作品——《我们》。

说到《我们》，或者扎米亚京，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其实他很出名），但他却影响了两位知名作家。

其中一位是阿道司·赫胥黎，他写出了《美丽新世界》。

而另一位大家就非常熟悉了，他就是写出了《动物农场》和《1984》的著名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

1.文物小说家

1884年2月1日，扎米亚京出生在斯坦波夫省的一个小镇，列别坚。

他的父亲同时兼任东正教牧师和学校校长，而母亲是一位响当当的音乐家。

这样看来，他的家庭是一个响当当的贵族咯。

实际也正是如此，他家的确是个响当当的贵族，但跟其他的贵族不一样，他家相当穷，穷得叮当响。

而且，他还打小就没什么朋友，他自己说，只有孤独陪着他。

由于扎米亚京小时候实在没什么玩的，只能在家听他妈弹钢琴，他尤其喜欢肖邦。

终于，无聊至极的他，不得已，只能以四岁高龄开始看书了。

他说不上多有才吧，也可以说是能文能文，乃至于打小他都不知道他有联觉（通感）的天赋。

只是，他知道自己可以莫名奇妙地将声音、色彩以及字母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种感觉像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这种感觉就像出生就握着钢琴，然后抱出来刚会哭的时候，就有绝对音感……

终于，阅读无数，音乐肖邦的他，有一天开始悟了。

他不像往常的艺术家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才。

只不过他把天赋用在了别的小地方——文学与政治。

可能是由于四不像，乃至于他的文学作品都很奇特。

终于，他到了上中学的高龄，于1896年攻读坦波夫男子学校。

毕业后，又于1902年开始学习了狠人独有的专业——工程师。

他在彼得堡工业学院的造船系学习，以便于后来当一个工程师。

As we all know（英语老师教作文的语气），这时候，也就是20世纪初的俄国并不平淡。

可能有不清楚的同志，我们先看一下背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列宁提出建立一套围绕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党员对核心高度服从的集权化的组织模式，说白了，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列宁认为党员组织的人数应受到限制，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党员。

说白了，就是他认为普通的支持者必须排除于党外。

与此同时，列宁的老友，也是他的同学，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观点。

他坚持以第二国际为建党模式，主张把一切愿意入党的人全部吸收进来，并认为党员并不需要高度集中化组织化，只需“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

后来，在《火星报》编委会选举中，列宁要求裁减编委的人数以削减马尔托夫支持者比例，引起马尔托夫的不满。

最终，两派走向分裂。

在扎米亚京学习造船工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列宁为首的派别因为处于少数地位，反对派马尔托夫获胜。

在大会闭幕不久的第27次会议后，由于有派别退出，所以列宁又赢了。

后来，列宁派被称为“多数派”，这也就是后来的布尔什维克。

在学习期间，扎米亚京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后来，他平平淡淡地过了两年，这期间他在认真学习。

有一天，在学习的第四年，也就是1905年，俄国社会突然闹了点小矛盾——1905俄国革命爆发了。

1905的俄国革命期间，俄国大量的民众受社会变革的影响，开了有了一些小运动，后来，社会到处爆发暴动。

得了，事已至此，别说别的了，革命吧。

作为大学生的扎米亚京直接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浪潮中。

只不过扎猛了，差点淹死在革命的浪潮中。

在革命过程中，它跟其他人一样，他到处参与活动，反对沙皇制度。

可能是由于人太实在了，明着面地参加地下活动。

终于，于1905年，也就是革命刚开始，他就被捕了，然后被流放了。

属于是革命未动，流放先行了。

他被流放到偏远地区，但是偏远地区紧挨着他的家乡省份。

说白了就是流放了，但流放的不多，只流放出了省。

由于流放的实在太近，公费旅游了一圈，过了没多久，他又隐姓埋名。

“嘿，爷又回来了！”

您猜怎么着？爷不仅回来了，还能继续上学了。

由于这次俄国革命无组织无纪律无目标，主要是因为对沙皇制度的不满，所以没多久就结束了。

沙皇也没怎么追究扎米亚京后续的问题。

之后，他又继续开始学他的造船工程，并成功毕业，然后开始当一名俄国海军的造船工程师。

当然，作为天才，肯定不能光写小说，在写小说的同时，造船技术论文早就搞定了。

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

1911年，他的小说《乡村》问世。

这篇小说也使他在文学圈崭露头角。

本着“写小说救不了俄国人”的原则，他除了开始写小说，还时刻惦记一下沙皇革命的事儿。

终于，他在刚发表《乡村》小说的同一年，又因为涉嫌从事反政府活动被逮捕了。

然后又被流放了，这回远点。

他被放到了贫苦地区，沃格格达省。

这里穷得石家庄看见都得流泪。

这的人钱少的就跟我手机里的账户余额一样，叫花子看见都得留下两袋面。

只是，穷，对所有人都是问题，唯独两种人除外。

他们几乎是天生就为此而生的，他们就是——作家和艺术家。

扎米亚京作为一位作家，他深刻体会到了贫穷地区的生活与苦难。

自然，这成了他写作的素材。

不过此时他并没有写作。因为赦免来了。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统治300周年时，为了展示恩慈与善良，他发布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赦免，这次赦免其中就包括扎米亚京。

之后，扎米亚京本着吸取教训，但也只是吸取教训的原则，又开始了文学创作。

这次，他创作了《在世界的尽头》。

1913年，他在彼得堡杂志《约言》上发表中篇小说《县城事件》，受到文学界高度评价，开始获得关注。

终于，他又被逮住了，这次给的理由是小说中“诽谤俄罗斯帝国军队”。

不过这次沙皇和警察并没怎么着他，估计是实在忙不过来了，诽谤就诽谤吧！

沙皇得忙着干别的事去了，因为外面打仗了，或许沙皇跟警察认为打仗稍微更重要一些吧。

况且，这场战争规模也不算小——第一次世界大战。

2.一战与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阻止扎米亚京的创作。即使被批诽谤俄罗斯军队，他也还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创作了一些讽刺战争的作品。比如这时候的《拉戈夫的故事》。

这倒是没什么，毕竟处在战争之中，没空搭理他。

不过本着对于有能力的人，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没能力的，责任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还是有长官来找到这个军队造船工程师。

长官找到扎米亚京：

“小伙子，不错啊！听说你造船挺厉害。”

“是的。”

“那你有没有听说外面打仗了。”

“不仅如此，我还因为这个写了作品。”

“那你有没有听说，我们俄国需要大量的破冰船啊？”

是这样的，由于在一战期间，俄国与英国是协约国的关系，他们之间需要船只来供应物资。除此之外，由于俄国的北方海域能力不强，也需要一些船只。

而且，俄国的造船能力也不怎么样，只能在英国的土地上打造船只。

“那你有没有听说，我们俄国需要大量的破冰船啊？”长官问他。

“对不起，没听说过！”扎米亚京回答。

“很好，现在你听说过了。既然如此，那你就赶紧去英国监督造船去吧！”

就这样，他被安排去了英国纽卡斯尔，目的就是监督英国为俄国建造的破冰船和货船项目。

当然，在英国，他的生活也不怎么好。

由于身处工业化社会和极权社会，目睹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他深刻体会到了机械化的冷漠和效率至上的原则，当然，我说的是英国。

扎米亚京自己回忆说：

“我在英国建造船舶，看过城堡废墟，听过德国齐柏林飞艇投掷炸弹的重击声，并创作《岛民》。我很遗憾没有看到二月革命，只知道十月革命。这好像我从未谈过恋爱，但是在一个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结婚十年了。”

这就是扎米亚京的感觉。

经过痛苦的几年，于1917年9月，俄国沙皇专制被推翻了，而扎米亚京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辞去了在英国的监督造船的工作，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回到了祖国。

只是这份兴奋与激情还没持续多久，他马上又进入了郁闷与斗争之中，因为俄国本土发生了一些动荡——十月革命来了。

十月革命的到来，使扎米亚京的心理进入了复杂的斗争期。

刚开始，他十分支持十月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充满希望。

可是后来，他又反对当时的审查制度，对当时的暴力革命也深感失望。

他的矛盾思想极为严重，他始终认为，革命后的俄国社会正在从一种压迫转向另一种新的压迫。

终于，于1918年，他成了文学界最牛马的存在——编辑。

编辑这个行业真是不招人喜（但我是真佩服他们），有道是：

作者稿件邮箱现，一数又是五百篇。

白天看稿眼睛酸，挑灯夜战心也甘。

文章一改好几遍，没完没了文笔烂。

故事人物像螺丝，情节整天瞎扯淡。

好言好语太心酸，作家催稿说太慢。

读者抱怨刊期短，不挣钱，离职又么没人干！

那时候的编辑可能还好点。

扎米亚京当时就干这个，除了天天看稿，他还接着写作。

但是他的写作越来越受限制，尤其是布尔什维克。

他的作品被压制，后来这也使他与当局对立。

当时，很多作品都充满浪漫主义的气息，对他而言，好作品很少。

所以，他写道：“我很害怕，真正的文学只能依靠狂人、隐士、异端、梦想家、叛乱分子和异议分子来创作而存在……”

这种态度也使他更难在当今的社会创作。

后来，他干脆离开了编辑这个工作，专心写小说。

面对着各种折磨与斗争，终于，1920年-1921年，他带来了最新作品——《我们》。

只不过出版不了，原因是当时苏联当局认为这部作品是“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作品”。

老话说的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这就跑路。

美国跟苏联不同，是个自由度极高的国家，他们不像苏联。

在美国，你可以自由持有枪支，甚至发生枪击案也没人抱怨，除非你也想脑洞大开。

当然，言论自由才是能让扎米亚京把手稿送到美国的原因。

由于《我们》的手稿无法在苏联发表，扎米亚京不得已，只能把手稿偷偷送到美国，然后翻译成英文，终于于1924年出版发表。

当时，扎米亚京只能利用地下渠道，对于他怎么运出去的这件事，也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推测是借用了西方文学家的一些人脉，或者借外国友人偷偷带出去的。

1924年，《我们》的俄文版终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第一次出版。

同年，《我们》这部作品也在西方盛行。

后来，这本书就被乔治奥威尔看到了。

乔治·奥威尔不用多说了，后面我肯定会把他的一些故事拿出来说说的。

在谈论乔治奥威尔如何评价这本书之前，我们先大概看一下《我们》的故事梗概：

《我们》整本书都是以日记的形式展现的，它像是一部描述未来的科幻小说，也可以说是语言小说，它描绘了二十六世纪的一个集权主义国度“众一国”的生活场景：

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没有姓名，只有号码。

千百万“号码”按照法律规定, 同时起床、散步、进食、工作、睡觉, 甚至性生活也要服从统一的安排。

他们住在完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身穿同样的制服，由一位永不更替的“恩主”统治

这就是大概的故事情节。

我们先来看看乔治奥威尔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他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部开创性的小说，尽管它可能略有不足，比如作品过于复杂，不易总结。但是这部作品所探讨的关于极权、个人自由的问题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他总结道：“它是对机器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指当时的政治体制）从瓶子里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

无论在哪个时代，你弄这么个作品，我估计大概率都不会受到政府的正眼瞧。

更别说当时的苏联社会了。

当扎米亚京写完这部作品没多久，他就受到了众人的排挤。

有人说：“在国外发表，这是对苏联政府的挑战！”

也有人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是对共产主义的污蔑！”

更有人说：“扎米亚京就是个国外间谍！”

不止如此，苏联政府也开始攻击他。

由于苏联政府当时加强了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政府要求，作家需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

作家们的作品应充满浪漫，禁止生产垃圾。

苏联以为作家都是作协的，扎米亚京可不是，爷不干了！

扎米亚京认为写作应是自由的，并且他始终坚持这么干。

当然，这么干是要有代价的。

苏联认为，扎米亚京由于跟西方杂志编辑勾连，出版禁书，理应遭受挞伐。

甚至，就连扎米亚京的老家都开始排挤他，把扎米亚京拉进了黑名单。

当时的苏联作家协会差点把他踢了出去，文学界也把他拉黑了。

在小说《我们》风波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联没有出版过扎米亚京的任何作品，哪怕是他写的一行字也不行。

后来，扎米亚京的作品，所有的报刊都拒绝刊登。

他的发表渠道完全被堵死了。

扎米亚京自己给了自己很深刻的评价，我想，这对当时的苏联政府也算是一种讽刺了。

他说：“我未经审判，就被作出了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啻于死刑的判决。”

当然，当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排斥他，有个作家甚至一直在帮他，只不过架不住所有人都跟他对着干。

当时帮他的那个作家也有点名气，他叫——高尔基。

3.穷困潦倒的晚年

时间来到1929年，此时的扎米亚京在苏联完全待不下去了。

由于扎米亚京的各种被操作，他被禁止发表新作。

况且，连家乡都把他拉黑了，在苏联别处更不可能有人给他工作了。

他没有了收入来源，不得已，跑路去了巴黎。

但对当时的扎米亚京而言，去国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作为普通公民的扎米亚京，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需要两件东西：

一是有个国外护照。

二是需要内务人民委员部签发的许可证。（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而另一个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内务部。）

第一个可能还简单点。

但第二个对扎米亚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因为拿到内务部的许可证需要考验政治素养。

对于扎米亚京来说，政治素养倒是简单，无非就是答点问题。

关键是，他没资格被考验政治素养。

在苏联，谁人不识大名鼎鼎的扎米亚京。

内务部更别说了，没给扎米亚京一点内务部震撼就算扎米亚京磕头拜年了。

扎米亚京尝试着给斯大林写信，说：“请允许我去国外休息一下，因为我无法向文学谄媚奉承、卑躬屈膝，这会让革命失去尊严。”

当然，斯大林拒绝了。

不过，好在还有朋友帮他，那位朋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尔基。

高尔基当时在苏联还算有点名气，斯大林也高低给他个面子。

实在混不下去的扎米亚京找到高尔基。

他对高尔基说：“基哥，我实在是不行了。您看？“

高尔基说：“好说，我去问问小斯（大林），主要是你，你确定不留下来了吗？“

扎米亚京说：“不是不想啊，实在是不行了。”

高尔基一看，得了，留不住了，给斯大林写信吧。

当然，这事没那么简单，高尔基其实是最难的，他被夹在中间，他既要维持他跟斯大林的关系，也要保住扎米亚京这位天才作家。

终于，两年后，于1931年，在斯大林等人的帮助下。

扎米亚京和他的妻子定居在了法国巴黎。

很遗憾的是，扎米亚京受语言的限制，再加上他离开了苏联的土地，他几乎无法创作了。

在此间，他只写了一些剧本跟短篇小说。

此时，他的名字也被苏联政府抹去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扎米亚京这位天才作家消失在了苏联的土地上。

而在巴黎，由于缺少读者，扎米亚京的经济也很拮据，乃至于他只能依靠翻译来维持生活。

不止经济问题严重，他的身体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了。

扎米亚京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巴黎的生活也让疾病加重了。

他在巴黎度过了痛苦的几年，这几年他病痛交加，穷困潦倒，生活也不顺利。

这几年的时间漫长地有如驾着一叶孤舟漂在大海的中央。

结束人生仿佛成了一种幸福。

终于，时间来到1937年的3月10日，由于心脏病突发，扎米亚京永远离开了人世。

至此，这位作家的一生结束了。

此时，他只有53岁。

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始终都有人翻阅传颂。

只是苏联还一直都未正式发行他的作品。

直到他死后的50多年，也就是1988年，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政策”之后，他的作品才正式被苏联认可。

同年，作品被解禁之后，《我们》的第一版就发表在了大型杂志《旗帜》上，并得到了官方认可。

自此之后，扎米亚京的地位逐渐高涨。

人们也不再批判与排斥扎米亚京。

同时，开始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他的作品，乃至于将《我们》称为二十世纪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鼻祖。它也被誉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

后来，扎米亚京重新被定义为20实际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重要作家，影响了后来的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甚至刘慈欣等许多科幻作家也受其影响。

只是，这些东西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在扎米亚京的晚年，他一直持着苏联护照生活。

不仅如此，在巴黎，当有人邀请他加入反苏俄侨组织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他从未痛恨过自己热爱的国家。

他讨厌的，永远都只是一种将人民置于水火之中的极权制度。

他喜欢的，永远都是人民的自由。

在他弥留之际，他也在时刻思念着他的祖国——苏联。

只是，扎米亚京自己清楚，他到死也无法再回到那片本就属于他的热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