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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何时代的地方领导，要是不抓生产、不拼经济，那肯定不是好领导。工业时代抓工业，信息时代抓信息，数字经济时代要抓数字经济——很自然的，农业时代必须抓农业。正如《史记》所言：“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劝农使之类的官职，秦汉时期即有设置，但直到宋朝初期仍为一时之政，感觉重要时就抓一抓、不重要时就放一放。尽管宋太祖《劝农诏》早就强调“永念农桑之业，是为衣食之源”，但丁谓进言之前，并无常设劝农职衔，更无配套人员编制。

直到丁谓进言以后，宋代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都有了“劝农使”职衔，通判、知县也逐步有了“劝农事”“劝农公事”职衔。比如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父亲赵与訔，其仕途最后一站即“观文殿学士知平江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节制”，通俗说就是苏州知府兼苏州辖区劝农使——主要领导的职衔都加上“劝农”二字，自然体现国家意志、社会导向，农业经济必然迎来利好。

特别是从干部考核角度看，自宋真宗开始，地方官员有“劝农”职衔，便承担了教化民众不误农桑、妥善处理涉农诉讼、努力推广先进农技等责任，带来了主官主抓、大事大抓的无声鞭策。宋朝以后，元朝曾设“劝农司”，明朝曾有专职农官，清朝“督抚以下均兼此任”，劝农日益成为封建时代地方领导的普遍职责。虽然大家履职千差万别，肯定也不乏慵懒散，但起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绝对声势浩大，不然哪有如今散落史册的近百篇“劝农文”？

身处这强大的劝农势场中，苏州恐怕得益匪浅。汉末六朝以来，苏州经济已在稳步上升，唐代已是“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五代时期的苏州，“五里或七里一纵浦，七里或十里一横塘”，农田水利建设初见成效。宋代随着丁谓等人的进言被采纳，本就享有一定地利的苏州，更得天时与人和，自然撸起袖子加油干。

值得注意的是，这影响的深远可能延续了数十、数百年。单就苏州来说，只要想想当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苏州知府们大力开港浦、疏河道，以郏亶、郏侨父子为代表的苏州人独树一帜的治水研究，还有苏式民间水车、耕犁的创制与改造等等，便能想到农业时代的苏州盛景。

丁谓进言三十年后，景祐四年（1037）闰四月，他几经贬谪，卒于光州，归葬姑苏城西。又过了半个世纪，著名词人秦观撰文表示：如今都说吴越田地肥沃，但吴越古属扬州，若按《禹贡》记载，此地之田在天下九州中居于倒数第一，为何如今以肥沃著称？秦观说，吴越“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秦观的结论科学不科学，咱不好评价，但水利之便、“灌溉之功”肯定有的，“今以沃衍称者”更已成现实。

而这结果，只怕离不开那根劝农的指挥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