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

推动文物保护等领域

法律设置公益诉讼条款

去年，新制定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集中写入公益诉讼条款，为检察机关更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立法支持。

全国两会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及公益诉讼新领域未来探索，胡卫列介绍，检察机关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要求，加强公益诉讼立法研究，推动将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在条件成熟时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同时，推动文物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新领域相关单行法增设公益诉讼条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

谈公益诉讼新领域

将加强公益诉讼立法研究

推动新领域立法完善

南都：当前，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已拓展至哪些案件？

胡卫列：当前，检察公益诉讼法定办案领域从最初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大领域，已逐步拓展到包括英烈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生产、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反电信网络诈骗、农产品质量安全、妇女权益保障等“4+9”领域，且正在向无障碍环境建设、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新领域拓展，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人民群众对检察公益诉讼的信任和重托，展现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和发展潜力。

南都：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有哪些重点考量？

胡卫列：公共利益点多面广，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主要针对法定领域以外存在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者存在重大侵害危险，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案件，办案中主要把握以下几方面：一是侵害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二是现有行政执法制度机制严重失灵或者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有效解决公益侵害问题；三是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可以提起诉讼，难以通过普通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有效实现公益保护。总而言之，新领域办案不能大包大揽，而是要聚焦重点，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制度价值。

南都：有检察官表示，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线索来源匮乏，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办案中自行发现，请问检察机关将如何解决线索来源单一的问题？

胡卫列：相较于传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法定领域而言，新领域办案数量占比不大，更加注重发掘个案探索意义，因此也更加需要发现有质量的案件线索。针对来源单一问题，最高检推动建设“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经过12个省份试点，正在全面推行，目前已吸收志愿者2万余人，提报各领域案件线索3000余件，其中不乏一些新领域案件，也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为检察机关办理新领域案件提供了方向。

同时，积极推进公益诉讼新领域专题宣传。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公布新领域典型案例，并配套开展以案释法，让人民群众对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办案增进了解，积极提供相关线索。

南都：接下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方面还有哪些计划？

胡卫列：检察机关将加强公益诉讼立法研究，推动新领域立法完善。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加强立法调研，推动将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在条件成熟时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动文物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新领域相关单行法增设公益诉讼条款。推动“两高”联合出台司法解释，指导各地做深做实地方立法中授权检察公益诉讼开展的新领域办案。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指导全国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新领域案件。

谈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南都：2021年8月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设公益诉讼条款，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法定领域，此后多地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推动个人信息保护落地，截至目前，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取得了哪些进展？

胡卫列：检察机关加大办案力度，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突出问题。突出整治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上海、江苏、江西、重庆、广东等地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违规APP企业整改，通过磋商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强化溯源治理。注重保障特定群体个人信息安全。浙江检察机关查处了专门倒卖孕产妇信息的侵权行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广东、甘肃检察机关重点查处电信、快递行业“内鬼”，督促通信管理、邮政部门依法履职推动行业治理。注重保护公民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广东、浙江检察机关对售楼处、景区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开展公益诉讼。

南都：接下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将聚焦哪些重点案件及重点人群？

胡卫列：接下来，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办案力度，突出保护重点人员、重点领域的个人信息，严格保护敏感类别信息及特定群体的个人信息，为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护航。

办案中，检察机关将从严把握以下方面：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殊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护；儿童、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军人等特殊群体的个人信息需要特别保护；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消费等重点领域处理的个人信息，积极稳妥办理涉及网络黑灰产、数据安全的重大个人信息安全侵害类公益诉讼案件。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单位或部门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从源头上强化信息安全，筑牢个人信息保护“防火墙”。

南都：检察机关在一些生态环境、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请问检察机关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能否提起惩罚性赔偿？

胡卫列：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生态环境、食品安全领域等民事公益诉讼可以提出惩罚赔偿诉讼请求。《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也提到，“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实践中，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提出惩罚性赔偿尚存在不同认识，且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明确民事公益诉讼能否提起惩罚性赔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损害认定应优先考虑“受到的损失”和“获得的利益”。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通常将赔偿损失、消除危险、赔礼道歉列为诉讼请求，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直接损失难以确定，实践中往往以违法者获得的利益来确定赔偿数额，但是，违法者出售数十万条的个人信息仅仅获利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仅仅以此数额诉请赔偿公益损害，难以弥合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对同类行为的有力震慑。为此，针对一些重点案件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商法院的基础上，审慎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下一步，围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能否提起惩罚性赔偿，最高检将总结办案实践经验，加强理论研究，听取各方建议，在形成共识基础上推动法律完善。

谈数字经济治理与

反垄断公益诉讼

严格把握立案条件和审批程序

南都：平台经济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等特性，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数字化垄断、数据滥用等新问题。在打破数据垄断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在哪些方面助力？

胡卫列：开展该领域工作，我们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有序部署推进。一是部署专题性问题的关注研究和个案线索的研判探索。二是强化问题导向，从公益损害明显、社会反响强烈、有一定法律依据的领域事项入手，保证办案成效。三是明确推进线路。从个案入手，通过最高检自办案件和线索交办等，以点带面，引导地方由个案探索推进专项领域的系统治理。四是监督方式的创新拓展。在传统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外，针对平台企业自身一定的公共管理方式和社会责任，探索制发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五是加强指导。通过案件审批，发布指导意见和典型案例，检答网回应地方问题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下工作的指导。

南都：去年是反垄断法首次修订，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最高检将如何办好反垄断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胡卫列：办好反垄断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一是突出监督办案重点，重点关注互联网、公共事业、医药等民生保障领域。

二是明确案件管辖规则。依据反垄断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结合《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涉及互联网领军企业合规经营、互联网产业政策、行业标准以及国际竞争等重大敏感复杂案件，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办理。

三是严格把握立案条件和审批程序。从严把握立案标准。尊重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规律、规则和专业意见，准确研判经营者垄断行为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有必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已经启动调查、作出处罚的案件，认为确有必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商请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执法证据和协助调查。规范审批备案程序。

四是统筹运用各种监督方式。对于承担一定公共管理职能和重要社会责任的网络运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探索以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方式督促其整改，经营者如未及时落实整改，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南都：在健全反垄断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上，有何考虑？

胡卫列：在健全反垄断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衔接机制上，反垄断法明确规定：要健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此，检察机关要以贯彻落实反垄断法为契机，通过联席会议、联合调研、联合培训等形式，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专业咨询、办案辅助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配合，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围绕重点线索开展研判，促进完善司法执法统一标准，增强监督合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刘嫚 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