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其人：韩非与商鞅有什么不同？

史料中关于韩非的可靠信息其实没多少，不过，就是这么点材料，还是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比如说商鞅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经常被拿来相提并论，但其实这两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韩非商鞅之不同

第一，出身不同。

韩非的出身，是“韩之诸公子”，也就是某位韩国国君的众多儿子之一。韩非的父亲是哪位韩王，学界有不少讨论，也是猜测为主，不必深究。

商鞅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听起来差不多，但其实有两点区别：

一是韩非这个“诸公子”，妈妈的地位可能不太高，但也可能还可以；商鞅是“诸庶孽公子”，妈妈的地位则是肯定很卑贱。

二是韩国和卫国不一样，韩国再差，也是战国七雄之一，商鞅出身的那个老卫国，到战国已经是苟延残喘的状态，能活下来靠的就是：“我都矬成这样了，你灭我你不觉得丢人吗？”

所以商鞅能够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获得的资源是微乎其微的。韩非的人生起点，其实是很不错了，他是先秦诸子里出身最高的，也比公孙衍、张仪、苏秦、范雎……都要高。虽然韩非觉得自己是被排挤被压抑的，其实他毕竟还算贵族圈子里的人。

第二，两个人的技能点不同。

司马迁说，韩非“为人口吃”，话说不利索，但是善于写书。

商鞅呢？《史记》记载商鞅游说秦孝公，商鞅和秦国保守派贵族辩论，《战国策》写商鞅忽悠魏惠王，祸水东引，都显得商鞅是口才极好的人。当然，有些商鞅秀口才的场景，真实性存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故事能被安在商鞅身上，总是因为商鞅已经把自己能言善辩的人设立起来了。而韩非的人设就是，我不善言辞。

当然，商鞅不是嘴炮，而是实干家。实干家工作很忙，所以大概也没多少时间写书，《商君书》里除了个别像是规章制度和政策可行性论证的内容，别的肯定都不是商鞅写的。

韩非在韩国的时候，政治上不得意，但以他的出身条件，物质生活自然是不用担心的，所以他有足够的闲暇。他又不是会聊天的人，满脑子治国思想，写出来就是最好的排遣愤懑的办法。《韩非子》这部书里，当然也有些内容有争议，但最精彩的篇章，比如《五蠹》《说难》《孤愤》等等，都是韩非本人写的。

第三，两个人的行事作风不同。

人之所以会口吃，有生理因素，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原因。韩非可能主要是心理上有障碍，说话之前，他顾虑太多了。

《韩非子》里有两篇文章，都写和君主说话有多难。一篇叫《难言》，一篇叫《说难》，反反复复分析游说国君有多难，一不留神就会说错话。

韩非的分析，当然很有道理，后来司马迁读到了，就特别有同感。但是，这个困境，对商鞅来说就仿佛不存在。

商鞅游说秦孝公，前面说过有两种相反的理解：批评性的理解是，商鞅展示出来不屈不挠不要脸的精神，帝道不行换王道，王道不行换霸道，霸道还不够劲，再换强国之道，要什么菜色您随便点，总之，伺候到您满意为止；赞美性的理解是，商鞅在考验秦孝公，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但不管怎么理解，都显得商鞅一点没觉得和君主说话有什么难的，对话的时候完全不怯。

不怯，是商鞅身上一以贯之的特质。从公叔痤对商鞅说，你有危险，大王可能要杀你，你赶紧逃，商鞅就是不逃开始，商鞅的作风，一直都是我豁得出去，只要有一点机会能成功，我就敢赌上自己这条命。实际上，在战国士人当中，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特质，张仪、苏秦、范雎……哪个不是这样？《战国策》里的故事，有的智商高有的智商低，但共同点都是敢赌，这就是战国这个血淋淋又大发展的时代的特点，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怯懦在这个时代是被人瞧不起的。

但韩非不是这样的人，表现得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这个应该还是和出身有关的。韩非还是出身太好，比上虽然不足，比下绰绰有余，这样的人容易求稳妥，不追求成功也坏不到哪里去。韩非写文章批判他看不惯的各种国家蛀虫，批判得很深刻，但批判过了也就过去了。要不是被秦始皇偶然注意到，他大概也就在韩国一辈子躺平了。

为什么这么说？

韩非是哪一年出生的，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推测，一种是公元前298年（陈奇猷说），一种是公元前280年（陈启天说），而韩非出使秦国是公元前233年，按照前一种说法他已经66虚岁了，按照后一种说法他也48虚岁了，以当时的平均寿命，大多数人根本活不到这个岁数。

第四，在实际政治斗争当中，商鞅和韩非的能力天差地远。

商鞅的机会，都是自己拼来的。不管从价值观上说，怎样评价商鞅变法，反正商鞅的目标和商鞅的业绩是匹配的。商鞅也做到了让秦孝公绝对信任自己，不然也不会有秦孝公想要禅让给商鞅的传说了。

至于商鞅和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的矛盾，这个属于无解的问题。你在老国君跟前干得风生水起，新国君总归是要看你不顺眼的，那个杀得人头滚滚的时代，平稳落地的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

韩非就不一样，韩非的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史记》说：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

韩非的作品传到秦国，秦始皇（当时应该叫秦王政）看到了，很激动，说我要是遇到作者能够和他交往，死了也不遗憾了。刚巧，韩非的师弟李斯在秦始皇身边做官，就说，这是韩非的作品啊。——李斯一开始是愿意推荐韩非的，大概是李斯也知道，我这师兄和我就不是一个赛道上的，他理论水平比我高，但和我的发展不冲突。

秦始皇就发兵攻打韩国，说给我把韩非交出来。

《史记》记载的秦始皇的这个读后感，“我的读后感是为了见到作者我可以灭掉一个国家”，比较夸张，但是情理上还是能够说通的。

秦始皇这次发兵攻打韩国，是他在位的第十四年，公元前233年。五年前，秦始皇平定了嫪毐的叛乱，两年前，逼死吕不韦，这当中还牵涉到秦始皇和自己的妈妈之间尴尬的关系问题。对于秦始皇来说，当时不少事情还是挺惊险的，趟过一系列险情之后，人会想总结一下经验，并且想要把经验理论化。

刚开始实践的人是不太需要理论指导的，实践到一定程度之后，则会产生理论需求。秦始皇就是在这个有理论需求的时候，读到了韩非。韩非的作品刚巧就是针对这类问题，总结得特别精妙。这个后面会细讲，韩非讲国君和重臣的关系，尤其是国君和母亲的关系，很多刚好是说到秦始皇的痛点的，所以秦始皇就读痛快了。

于是，秦始皇逼韩国派韩非出使，到秦国来了。

这是泼天的富贵，就这么掉下来了，就看你接不接得住了。

事实证明，接不住。

真见到韩非了，秦始皇的反应很有趣，“悦之，未信用”，很喜欢，但是也没有给韩非什么职务，派什么任务。

秦始皇看人的眼光还是高明的，对韩非定位准确：就是一个搞理论的，政治实践当中，用不到他。

然后，韩非就被迫害死了。

韩非之死

韩非如果拿的是商鞅的剧本，那么他应该活到秦二世的时候，再被害死。但两个人显然不是同一个剧本。

谁陷害韩非的呢？《史记》说主要是李斯，另外还有一个叫姚贾的人。《战国策》则说，是韩非先去招惹的姚贾，然后没斗过。

姚贾受秦始皇委派，去和几个远方的诸侯国搞好关系，显然，这是远交近攻的战略的一部分。

韩非对秦始皇说姚贾的坏话，主要说了两点：一是姚贾办外交，花了秦国很多钱，他实际上用这些钱来抬高自己在列国间的地位，而不是全心全意为秦国服务；二是姚贾出身不好，是魏国国都大梁一个守门人的儿子，曾在魏国作过盗贼，虽然在赵国作过官，后来却被驱逐出境，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

从这番话看，韩非理论水平虽然高，真的搞政治斗争，就是只菜鸡。

第一，姚贾花秦国的钱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事可能是事实，但问题是，搞好秦国和这些远方国家的关系的这个任务，人家姚贾是完成了的。秦国正在上升期，看重结果，不太在乎过程中有没有违规。

第二，姚贾出身不高，正好体现了秦王用人不拘一格。韩非这话一说，把秦国朝廷里出身不好的人，全得罪了。其中就包括本来愿意推荐韩非的李斯，李斯对这话肯定很不爱听，李斯也是做过仓库管理员的，仓库里的老鼠还养得忒肥，显然他工作很不上心，李斯比姚贾也没好到哪去。

第三，最关键的，姚贾是去完成远交近攻的任务的，远交搞好了，近攻自然就是攻离秦国最近的韩国。你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啊，你攻击姚贾，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为韩国效忠？

所以韩非不仅把自己放到危险的境地中，李斯也尴尬了，韩非可是我推荐的，为了撇清自己，他也有批判韩非的必要了。何况，在要不要打韩国上，李斯和韩非是真有观点分歧的。

反正，这样就这就和《史记》里姚贾、李斯攻击韩非的那句话接上了：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当时的一般观念，士人在自己的父母之邦已经没啥资源的了，大贵族却还是有资源的。所以士人到别的国家做官，一般并没有心怀故国的嫌疑；但贵族却是有嫌疑的。

李斯是楚国人，姚贾是魏国人，但不会有人觉得他们会爱楚国、魏国，所以他们可以很有底气地在秦始皇面前攻击韩非这个韩国人爱韩国。这个就是身份不同，自然而然就显得对秦始皇忠诚度不同。

姚贾、李斯说，韩非到底是爱韩国的，您也不用他，将来他早晚会回国，难免后患，不如找个罪名杀掉他。

于是秦始皇就把韩非丢进大牢，韩非就自杀了。

《史记》强调了李斯对韩非的陷害，不过按照韩非自己的理论，贵族该死，说客该死，韩非作为一个到秦国来做说客的韩国贵族，确实有双重的该死的罪，他首先是死在自己的理论上。或者说，韩非的死，就是在证明他的理论有道理。

诸葛亮：有哪五大争议？

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先生，诸葛丞相，终于要出场了。

首先历史人物诸葛亮就很不好讲。大体上讲，诸葛亮早年，材料很少，但做大概判断争议反而比较少；从诸葛亮“遂许先帝以驱驰”，到刘备身边开始，反而争议非常大。

《三国志》介绍诸葛亮的祖上，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诸葛丰是西汉人，距离诸葛亮已经比较遥远了，对了解诸葛亮，价值并不大。更直接的信息是，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做到泰山郡丞，郡丞是一个郡的二把手，级别应该是六百石官，比太守要低不少，但他和太守一样，也是由朝廷任命的，其实朝廷也有希望用郡丞来牵制太守的意思，所以这照例是一个很容易和一把手关系非常不好的二把手。诸葛亮的父亲去世得早，他的工作表现，其实一无所知。只能说，诸葛亮的家世背景，其实和刘备差不了太多，刘备的爷爷也做了县令嘛，刘备小时候的困境，也是爸爸死得早嘛。

诸葛亮是徐州琅琊阳都县人。这个地理概念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呢？今天一说徐州，容易想到的是江苏省徐州市，一说琅琊，则会想到山东省的临沂，就会觉得这是两个地方。实际上，当时琅琊是徐州下属的一个郡国。而《三国志》明确记载：曹操的爸爸曹嵩被杀前，就在琅琊，曹操的爸爸被杀的地方，是诸葛亮的爸爸曾经担任郡丞的泰山郡，而曹操第二次屠徐州，是屠杀了琅琊的。

有研究者推测，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带着全家逃离徐州的时间，就在曹操第一次徐州屠杀和第二次徐州屠杀之间，这个推测还是相当合理。

然后，诸葛玄做到了豫章郡守。这个史料中有矛盾的说法：有说这个豫章郡守，是袁术任命的，也有说是刘表任命的。

但看似矛盾的内容，往往是可以兼容的：豫章在今天的江西南昌一带，诸葛玄南下到豫章，要经过袁术的地盘，所以他这个豫章郡守是袁术任命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但后来诸葛玄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袁术称帝，这个屎盆子谁都想躲得越远越好，诸葛玄和刘表有老交情，就转而依附刘表，刘表上表，请求朝廷任命诸葛玄做豫章太守，这样你这个袁术任命的伪职，就得到官方认可了。但是朝廷没有同意，而是另外任命了一个豫章郡守。于是诸葛玄又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这时孙策横扫江东，大批朝廷任命的江东官员往江西逃，所以豫章郡一时之间，代表朝廷的力量，还相当强势。诸葛玄把诸葛亮等下一辈，送到了襄阳，自己留在豫章，但是被赶出了豫章郡治南昌，后来被杀了。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

这之后，诸葛亮的处境应该是比较艰难。

于是，出现了诸葛亮生平的第一个争议点：诸葛亮的妻子，是黄承彦的女儿，据说长得不好看。

提醒一下，后面说到的每一个争议点，介绍两种极端的观点，当然，可以想到，在两个极端之间，会有很多比较调和的、中庸的观点。诸葛亮外号卧龙先生，支持诸葛亮的，简称为升龙派；贬低诸葛亮的，称之为降龙派。

升龙派认为：诸葛亮这么一个大帅哥，娶一个不好看的妻子，看重的是人家的才华，不在乎颜值。何况，诸葛亮的夫人长得不好看，是黄承彦自己说的，这只是人家当爹的谦虚，传统中国人都谦虚，没有随口夸自己女儿貌比天仙的，也不见得真的不好看。

降龙派认为：诸葛亮看重的是黄家的家世。荆州的黄家，势力可大了，汉末三国时代，有名有姓黄的，好多都是荆州人，比如蜀汉的大将黄忠、东吴的大将黄盖、荆州刘表手下的黄祖，家乡都在荆州。尤其是黄祖，有人怀疑，黄祖就是黄承彦。因为东汉文化人都是单名，黄承彦显然是字不是名，而名和字的含义应该是有关的，名祖字承彦，那个意思就是继承祖先的优秀德行与才干，太合理了。但可惜，史料中对黄祖和黄承彦的记载都非常零碎，空白太大，所以这也只能是猜想。

不管怎么说，黄承彦是襄阳名士蔡讽的女婿，蔡讽的另外一个女婿就是荆州牧刘表，蔡讽还有个儿子叫蔡瑁，总之，娶黄家的女儿，有利于诸葛亮进入荆州的名士圈子。

当然，这里也可以调和，就是两派人说的因素都存在，人做一个选择，本来就是要考虑多方因素的。

第二个争议点：诸葛亮和刘备有接触，谁先找谁的？

升龙派认为：当然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的，诸葛亮的《出师表》里写得很清楚，“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陈寿《三国志》也是这么写的，诸葛亮的朋友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刘备说，你带他一起来见我吧。徐庶说，这位得你去请。于是刘备就去找诸葛亮，去了三次，第三次才见到。

降龙派则认为：是诸葛亮找刘备毛遂自荐的，他们这么说的依据，主要是曹魏方面的两部史书，《魏略》和《九州春秋》有这样的说法。

他们认为，当时刘备的名望很大了，不会主动去见一个年轻人。《出师表》和《三国志》的说法，是诸葛亮成为蜀汉重臣后，要美化自己的过去，大人物美化自己的年轻时代，这事可太常见了。当然，升龙派绝不会同意这个说法，诸葛丞相高风亮节，中国古代史上独一号的完人，岂是一般的大人物可比的，当然是刘备来找丞相的，你们引用的那些资料，就是曹魏为了抹黑丞相捏造的谣言。

第三个争议点：诸葛亮为什么会选择辅佐刘备呢？

升龙派认为：当然是丞相被刘备的真诚所感动，而且，丞相是大汉忠臣，又以天下苍生为念。当时的军阀里，就属刘备有能力，有点皇室血脉，又不屠城，对老百姓最好。

降龙派认为：诸葛亮自己都说了，不选曹操，是曹魏那边人才太多；不选孙权，是因为孙权能用自己，但不能让自己完全施展才华，其实也是东吴那边人才多，不如刘备这边发展空间大的意思。

这就类似于，年轻人愿意搏一把，选择加入一个创业团队而不去大公司上班，这也是自然的想法。当然，升龙派认为，我家丞相客气两句，你怎么还当真了？

第四个争议点：诸葛亮和刘备讨论天下大势，于是有了《隆中对》。

先介绍下隆中对的基本内容：第一步，让刘备先占有荆州和益州；第二步，让刘备联合孙权；第三步，找机会北伐。

升龙派认为：刘备一向没有大局观，诸葛亮的这一番规划，帮刘备开了眼了。后来刘备集团的发展，按照这个规划来，就取得成功；不按照这个规划来，比如关羽大意失荆州，就害得兴复汉室的梦想，破碎了。

降龙派认为：《隆中对》很可能是后来“制造”的一番对话，目的是抬高诸葛亮的重要性。而且，《隆中对》并没有那么神奇。

《隆中对》的基本思路，就是整合长江流域的资源，和中原对抗。这个想法，之前鲁肃就已经对孙权提出来过，甚至甘宁也独立提出来过，并不是诸葛亮的专利。

《隆中对》的实施细节，则有问题：长江流域三个州，荆州和扬州关系非常紧密，益州和荆州之间，则只有狭长的通道，非常脆弱。所以，已经占据了江东也就是扬州的孙权对荆州是志在必得的，你占着荆州人家孙权是寝食难安的。既想跨有荆益，又想联吴抗曹，这个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正因为益州和荆州之间交通不便，两个州要想协同北伐，也是极难做到的，事实上后来就是没做到，才有了关羽之死。

第五个争议点：追随刘备后，一开始诸葛亮的地位如何？

升龙派认为：当然是刘备开心得不得了，和诸葛亮“情好日密”，感情是一天比一天亲密，弄得关羽、张飞都不开心了。刘备说，我得到了孔明，如鱼得水啊，鱼水之欢懂不懂？希望你们别再说了。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降龙派认为：别看这种文学性的形容。看官阶，诸葛亮没有一步登天；看大事件的决策与处理：刘备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听诸葛亮的，很多棘手的问题，也都是刘备自己解决的，再后来诸葛亮自己都说了，自己对刘备的影响力，不如法正。

三国历史就是这样，史料太少，空白太多，所以很多事是争不出结果来的；但史料又不是那么少，而且就这么点史料都很动人，是可以投射足够多的感情的，所以争执起来就很容易情绪化。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后世的诸葛亮故事，是在升龙派的延长线上编织出来的。大体就是，时代越往后，诸葛亮的地位就被抬得越高。

元代的三国故事，已经想把诸葛亮描述为一个经天纬地的奇才了。元代评话和杂剧的作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诸葛亮作为一个高级文官，他的行政才能——注意，即使是降龙派，也是没有办法贬低诸葛亮的政治才能的——但这是这些民间艺人不大能理解的。

所以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直接把诸葛亮塑造为一个神仙。《三国志平话》对诸葛亮的介绍是，直接说“诸葛亮本是一神仙”，又说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诸葛亮总是自称“贫道”，这是道士的自称。道士就是成仙了，也还是自称“贫道”。

至于《隆中对》，不管历史学家怎么分析，民间艺人的态度就是，那个太复杂了，戏台下面的观众也听不懂啊，照着历史讲我就没饭了。所以有一出杂剧叫《博望烧屯》，讲的是：

刘关张三请诸葛亮，诸葛亮觉得刘备没前途，不肯出山。忽然赵云赶到，向刘备报知阿斗出世。诸葛亮在旁听见了，这位能生儿子诶，认为刘备转运了，立刻答应下山。并分析天下大势：孙权有81郡，8+1=9；曹操有72郡，7+2=9，于是劝刘备取益州，因为益州有54郡，好神奇，5+4=9诶。这才有了隆中一对，未出茅庐，而定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