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中，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既关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设定，也触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第一，在研究议题上呼吁宏观大问题的回归。重拾认知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观念、文化和知识在利益认知和制度构建中的作用。第二，在理论范式上趋向折中主义。重提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强调理论的目的性，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美国学术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和反思中，也体现在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复兴上。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元主义。重新评估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作用，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坚持批判理论的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新一代“英国学派”的研究中。总之，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国际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理论论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折中主义、中间路线甚至实用主义应运而生，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进程。唯有相互交流、借鉴，才能真正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如今，世界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的新的历史时代，国际实践随之呈现诸多新的变化与特征，影响和制约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互动关系的新因素不断涌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机遇。其一，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国际力量对比呈现新的特征。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使世界市场面临新一轮重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和国际互动实践的过程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更加广泛的全球视角来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的多元化。其二，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在考察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时对两者过于褊狭的定位越来越脱离当今世界的现实，因为国家与市场的双向互动已朝着更加复杂的网络化方向发展。从内向维度来看，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特征更加明显，并且不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也更加均衡。从外向维度来看，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也日渐超出政治与经济范畴，基于泛化的安全考量日益嵌入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与活动。其三，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内容和途径，也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基本逻辑。因此，理解数字时代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必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增长点。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在国际权力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尔兹式的“权力即实力”窠臼，为国际权力的关系性提供了不同情境中的类型化以及相应的实证基础。在国际制度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探讨国际制度中的信息和权力分配与国际制度间的竞争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现实支撑。在国际秩序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安排及其后果提供了逻辑论证和经验检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的发展历程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可以分为“融入国际政治”“偏离国际政治”“找回国际政治”三个阶段。“融入国际政治”的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聚焦国际体系的权力、制度和秩序等宏观问题，而“偏离国际政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微观基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权力、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上的研究进展表明，“找回国际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兼具两者之长，即在微观基础上探索宏观问题。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如在微观和宏观相互作用的探索上取得更多进展，将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