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情突然来临，很多人发现，通知你马上下楼做核酸的是一位阿姨。她可能是楼组长，可能是社区志愿者，也可能是经常到居委会去的社区活跃分子。

在工人新村这类老旧小区里面，中老年妇女更像是社区的主人。平时，她们了解这里的一切细节；疫情期间，她们挺身而出参与维护社区运行的各种工作。其实她们都是普通居民，有自己的困难需要克服，也需要社区和他人的帮助。

基层妇女最需要理解

在《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一书中，6位工人新村基层妇女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她们在2020年六七月间的生活。时值本土疫情起伏，每个家庭的生活反复受到冲击。从自己的身体健康到家人的衣食起居，从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到安排业余生活，妇女们的文字活灵活现，展示了她们努力生活的力量和意志，也体现出了工人新村这种时代特征鲜明的社区如何应对疫情的压力。

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叶子婷、上海理工大学的章羽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刘希三位学者组成了研究团队，在居委会的协调下，组织这些工人新村的基层妇女参加日记写作工作坊，也以她们为研究对象，考量城市基层女性的生命历程。完成这个研究项目之后，他们受到很多感动，觉得从妇女身上学到了很多。

以互联网电商为代表的消费主义造成了很多浪费，也让我们习惯了过着不接地气的生活。而对工人新村基层妇女来说，钱是很有限的，要花得有效率。为了买到便宜的菜，她们宁愿多走一段路去偏僻一点的菜场。精打细算是她们一直以来的习惯。

她们的家庭开销预算比较低，因此也需要利用免费的资源，比如社区公共服务场所。章羽说起社区图书馆，就开起了自己的玩笑。身为大学老师，她曾经觉得工作总要营造某种氛围，不去咖啡馆点好咖啡再打开电脑，好像写论文就不顺手。和工人新村妇女聊得久了，她开始觉得，这种自我营造的身份认同感非常假。社区图书馆很安静，也有不少可以利用的资料，只要不觉得那是大爷大妈才去的地方，就能适应那里，高效地做事。

叶子婷作为研究项目的发起者，曾经担心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好、听不懂上海话，怕和阿姨们聊不透。结果反而是阿姨们主动打开自我，让她感到放松。她强调，工人新村妇女有很强的社区认同感，但不同的人会以不一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妇女会为她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表示支持，有的则会积极和她聊起家里的事，也有人希望保持距离，甚至拒绝别人支援，只想独立打拼。

她认为，要尊重每一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尤其是每个基层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难，从健康到财力再到家庭关系，都需要外界去理解、关怀并给予支持。

守护社区靠她们

在妇女们写下的日记中，往往看到的都是积极的一面，家中的困难不足为外人道。师生组成的研究团队与居委会干事、社会工作者一起，在几年时间里不断与妇女联络、谈心，和她们的家人也成了朋友，更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知道她们需要什么。

H阿姨生于1950年，父亲是一位劳模，因此一家人在《海上凡花》研究的这座工人新村刚建好时，就光荣搬迁入住。她有三个姐姐，其中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全国劳模。H阿姨曾做过纺织厂车间工人，因表现优秀，被抽调去半脱产读书，获得医师证书，转做了工人医生。

她的家庭一直坚信“为人民服务”是最光荣的事，因此，H阿姨直到70多岁，还饶有兴致地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在2020年6月的日记中，她写到，社区志愿者都积极要求参加小区值班，提醒居民外出注意防护，核验居民的小区出入证等。6月17日，她在幼儿园门口执勤。18日，她与伙伴们一起提醒居民文明养狗遛狗。19日，她既执勤又上了健康网课讲座。

志愿服务工作紧锣密鼓，H阿姨感到充实，但也有为难之处。研究团队了解到，H阿姨的女儿2014年因患病早逝，留下一个外孙要老两口抚养。H阿姨自己也是癌症康复妇女，出来做志愿者也需要考虑体力和精力的消耗。那她为什么还要坚持积极地出来做志愿者，甚至在这次奥密克戎突袭上海期间，还主动提出继续做社区志愿者呢？

叶子婷认为，H阿姨的家庭历史和个人生活体验都促使她愿意去当志愿者，想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来贡献社会。“只要能力够，她们甚至想为整个上海、整个国家做贡献。”这是她们试图寻找到自己生存价值的一种努力。章羽说，非疫情时期，很多社区事务就是由居民妇女在做，只不过没有被大众注意到。“突发事件来临，大家都处于慌乱之中，一些人却像专业的警察、医生一样，在小区志愿服务当中显得那么淡定，映入我们的眼帘，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她看来，“妇女保卫社区”是一种常态。

《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

叶子婷、章羽、刘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刘希提到了“社会再生产”这一概念，在《海上凡花》一书中，研究团队也对此展开了专门的分析。对工人新村的妇女来说，家务劳动、家庭照护、参与社区建设，都是她们从事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刘希认为，工人新村社区为基层家庭的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很多硬件和软性的支持，比如居委会给妇女们提供各种机会，社区里有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场馆提供免费的服务。获得这些支持的妇女，愿意自发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她们也会把做这些事情视为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建构新的社会身份和扩大社交圈的方式。可以说，妇女需要社区，社区也需要妇女。

变化中的工人新村

现在看来，工人新村在繁华的上海仅仅是中低档的居住小区。但是，在它们刚刚建成的年代，以“两万户”为代表，这些专为解决广大工人群体居住问题而集中规划建设的社区，有很多不可比拟的优势。

同济大学副教授杨辰的著作《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呈现了对曹杨新村的长期研究。除了户型、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工人新村还有深度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特征，能为居民提供丰富全面的公共服务，从洗衣、育儿到文化教育、体育娱乐，曾经是社区精神的典范。

很多年过去，不少工人新村已经被拆迁，或被新建的楼盘、写字楼包围，建筑面临更新维修，社区服务也越来越单薄。以《海上凡花》所研究的这个工人新村社区为例，当年有的妇女搬入这里时还觉得太偏远，现在有人换房搬去了松江，会怀念这里更方便、离市区更近。这一大片工人新村中的“一村”，已经变成了一座甲级写字楼，叶子婷说，这是为整个城市服务的，而不再是给工人新村的妇女提供服务的了，连带着附近的菜价也在涨，新开的大超市价格不菲。

但是工人新村维持运转至今，从社会氛围到社区管理的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参与日记写作工作坊的妇女中，也有较晚从外地迁入的，工人新村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帮助她们的家庭更好地融入上海。当他们有了其他的生活目标，再考虑搬走。比如那户搬去了松江的家庭，是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大学去了北京，学区对他们不再重要。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已经让这里的房价涨幅明显，卖掉这里的房子，可以到郊区买一套大一些的房安度晚年。

《海上凡花》中有一位妇女，曾面临家暴威胁。据深度访谈，疫情也曾加重其家庭内部的紧张氛围。工人新村的邻里关系对她是一种很重要的保护，以前一旦家暴情况出现，邻居、居委会干事等都会出面帮助制止，保护这位妇女，帮她寻求必要的医疗和法律支持。叶子婷告诉记者，近来这位妇女面临的家暴压力已经大大减小，老两口的关系融洽多了，这跟居委会和社会工作者引入法律专业支持有很大关系，这位妇女的丈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另一位妇女的日记中，也写到了社区更新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影响。工人新村的改造更新项目启动时，要为他们解决厨卫合用问题，进行成套改造，但是方案可能使他们的房间窗户被遮挡。她女儿身体欠佳，需要长期居家照护，每天开窗通风、晒太阳都十分重要。这位妇女多次奔走，希望修改房间的改造方案。经过多方协商，终于有好消息传出，改造方案已经有所调整，可以满足他们家庭的需求。

透过这些基层妇女及其家庭努力生活的印迹来看工人新村，还有很多故事可讲，在可见的未来还会有很多变化。研究团队很看重工人新村为上海未来发展带来的启发性价值。章羽认为，不管在上海哪个区的工人新村，现在看来，区位条件都是相当优越的，离大商场近、买菜方便、周围有公园绿地，生活相当便利。“正是这些工人新村的存在，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带来了一息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