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的重要成果，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与埃塞俄比亚五国加入金砖大家庭，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落地，与此同时，峰会倡导、推动且达成了高度共识的成员国贸易采用本币结算的行动也将如期展开，而更值得期盼的是，明年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新一次金砖国家首脑峰会，还将就共同货币的创建问题展开进一步商讨。
“金砖”苦美元已久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70多年间，美元“一币独大”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过，其面向全球尤其是对金砖国家释放出的负外部性自然也未丝毫减弱，甚至变成“美元武器化”。
一方面，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又绑上了石油，虽然沙特、阿联酋与伊朗因此赚得了不少的美元外汇，但本国产品用美元计价，本国主权货币丧失了标价权，美国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随时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减少美元供应量来限制与削减对手的石油出口量，甚至凭借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制造出竞争对手与进口国的交易中断风险。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往往会带动石油价格的上升，美元升值也必然引起非美货币的贬值，中国、印度等石油进口大国就频繁遭遇输入性通胀的侵蚀与危害，更有甚者，像阿根廷被迫选择美元作为国内主要流通货币的国家，因在通胀面前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相机调控权，更容易成为美元通胀的深度受伤者。
相比美元，金砖国家货币的稳定性以及信用度的确要弱一些，因此，许多国家希望通过发行美元债来实现国际融资，但没曾想有不少落入了外债的冰窟，基本因由是，掌管着铸币权的美联储其实很难挣脱“特里芬困境”，即在短期国内目标与长期国际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形下，美联储只会顾及自己的经济目标而不会考虑美元的外溢效应，如果货币政策转向和美元抬升，美债收益率拐头向上，美债发行国的偿债成本就会加大，同时美元的升值意味着发行方必须用更多的本币来兑换美元，这会推动本币贬值，反过来也必然削弱应有的偿债能力，正是如此，阿根廷、埃塞俄比亚等国经常被无情地推到债务违约的风口浪尖。
中国与印度凭借自己的经济竞争力积累了不少的外汇储备，但在外储结构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前提下，并不是储备规模越大越好。在通胀情景下如果出现外汇占款增升，流动性的被动投放往往会对物价上涨形成新的刺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因此大打折扣，整体宏观调控效果自然会受到贬损与抑制。
本币结算是一种过渡性安排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第44条这样写道：我们强调，鼓励金砖国家同其贸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时使用本币的重要性；我们还鼓励加强金砖国家间代理银行网络，促进本币结算。接着第45条写明：我们责成财长和/或央行行长们研究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于下次领导人会晤前提交报告。应当说这是截至目前金砖国家在“去美元”长路上迈出的最有力一步。
不同于先前的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且同时在SWIFT系统中进行，金砖国家采用本币结算后就完全可以甩开作为第三方货币的美元，不仅贸易成本会大大降低，交易的便捷性也会明显提升，而且绕开SWIFT后的贸易安全度也将显著增强。不仅如此，由于贸易过程中不用考虑美元因素，而是重点关注两国间的货币价格变动，使得进出口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识别与控制变得更为简单，同时可以基本屏蔽来自全球性汇率风险的冲击。另外，金砖国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实现对贸易完成后的本币回收，国内正常流动性也会得到及时的补充。
一些金砖国家其实早已开启了本币结算的窗口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中国与俄罗斯已有超过70%的贸易用本币结算，中国与巴西也同意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中国与沙特、伊朗的能源交易也开始使用人民币，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印度、伊朗都已允许使用本币交易。
但观察发现，本币交易的价值更多地发生在交易环节，而参与贸易的双方其实还要考虑交易通道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如同运用美元作为交易媒介，采用本币交易也会在贸易双方形成顺差与逆差的关系，顺差国以逆差国的货币积累货币资产，而逆差国的货币往往容易贬值，这必然使顺差国对超出一定限度的双边安排产生警惕，并且一旦顺差国不能将逆差国的货币互换出去，留在手中的资产便可能成为鸡肋，并最终损害本国的外汇储备质量，即使能够成功地抛售到国际市场，也会加大逆差国货币贬值的风险，相关的压力又会倒灌到双边的贸易关系上来，并最终可能打断双边贸易的连续性。
还须明确，两国之间的货币客观上存在着强弱不一的状况，货币弱势国当然愿意用本币结算，但强势国未必尽然，因为前者不仅难以在金融市场上找到买家，更不易兑换成国际通用的第三方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本币贸易结算关系可能难以发生，即便有所来往，贸易规模也不会出现较大口径的突破，甚至不排除在一方要求与倒逼下重新回到以美元结算的贸易轨道上来。另外，如果贸易完成后一方用获得的强势货币收入兑换成美元，然后用美元去采购他国商品或服务，实际上是从另一个层面构成了对美元作为贸易工具的支持，最终结果也显然偏离了本币结算的设计初衷。
需要强调的是，本币结算目前仅停留于双边贸易关系中，但理论上存在着延伸到多边关系的可能，不过，由于目前大多数金砖成员国之间并未建立货币互换机制，而且双边关系也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微妙干扰因素，估计本币结算从双边迁移到多边的可能性不大，自然，希望在多边本币结算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可以通用的货币工具更是微乎其微，也正是如此，本币结算只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推进金砖国家贸易关系的深入并最终摆脱美元的束缚，还是需要更有战略意义的创新。
理想趋势是共同货币
欧元之后，除了南美国家积极探索南方市场共同货币外，俄罗斯、巴西两国领导人也提出了创建金砖国家共同货币的设想，且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由此外推出的共识性认知是：相对于本币结算只是一种次优选择，用共同货币作为域内贸易结算工具则是一种最优选择。
围绕着金砖国家共同货币的名称，有人提出用“金砖元”或“金砖币”，有人建议使用“金元”，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提议用“R5”，理由是金砖五国核心成员主权货币的手写字母都是R，如中国人民币（RMB）、巴西雷亚尔（Real）、南非兰特（Rand）、俄罗斯卢布（Ruble）、印度比索（Rupee），甚至有人提出可以用“R币”作为名称。
相对于取名而言，就金砖国家共同货币产生方式所展开的思考更为活跃。包括高盛等主流机构认为可以从金砖国家的现有法定货币中择优推出，即币值最稳、信用度最好、国际结算占比最高的主权国家货币可作为金砖国家共同货币，在这种语境之下，除人民币外别无二选。的确，人民币是金砖国家法币中唯一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的货币，同时也是第三大国际货币，而且人民币货币互换国已扩大至40个国家和地区，从货币竞争的角度看，足以承担起金砖国家共同货币的角色。但须注意的是，人民币成为共同货币意味着其他金砖国家同时丧失铸币权以及独立货币政策，情感上任何一国都不会接受，而且国内资本项目尚未完成自由兑换，若策应共同货币放开资本项目，人民币能否满足金砖国家的巨量流动性需求，还真难定论。
既然连人民币这样的优质货币都不适合升级为共同货币，有人就提出了“1+N”的货币体系，即N个国家的汇率一起钉住一个中心国家的货币，同时实际贸易行为可以在中心货币与边缘货币中自由选择，只是这种观点与本币结算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一旦中心国家出现金融波动与经济危机，很容易传染至其他国家，并且金砖国家只是一种松散的经济联合体，“1+N”货币合作机制牵引下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经济危机等内外部冲击，都必然波及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与历史上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相继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同样结果。
在“1+N”货币体系构建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代表性方案是平行化货币体系设想,即各国保留主权货币，同时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前者确保各国货币主权以及货币政策职能稳定运行，后者参考SDR在金砖国家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形成，实际过程中首先可以考虑将共同货币用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内部记账，也可作为金砖国家政府交易的会计记录，还可充当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资金交易载体，同时双边或多边交易时只能使用共同货币，由此引导成员国的资产积累既非贸易关联方的主权货币，更不是美元等第三方货币，而是共同货币，此时，共同货币也执行了贮藏手段的职能。
回过头去看，新的成员加入后，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比重扩至32%，人口总量增至占世界总人口的47%，经济总量扩大至占全球GDP的29%，进出口量升至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再加上金砖国家还占据了全球至少42%的石油产量，且最大的石油产出国与最大的石油消费国都在金砖国家体内，与此同时，地理分布的多样性造就了金砖国家产品的丰富性，成员国可以生产出的商品广泛程度超过任何现存货币联盟，体内贸易额超过7600亿美元，共同货币在金砖国家的巨大应用需求与使用价值不容置疑。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共同货币的核心基础设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不仅可以较为充分地承担起货币发行以及相关监督职能，更可为金砖国家的共同货币支付提供便利。
不过，相对于有利条件，不利因素则更为复杂。排除所有的外在干扰，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一个区域或组织要想建立共同货币，必须以经济一体化为前提条件，包括商品贸易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门槛壁垒，要素也能够自由流动与配置，而反观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存续且几乎板结化的微妙利益关系且不论，各种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屏障如山峦般林立，实现经济一体化难上加难；另外，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创建共同货币需要成员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大致均衡，拿欧元区来说，德法意英四国较为发达，其他国家相对弱小，欧元产生后实际是富国在不断帮衬穷国，乃至欧债危机中的“欧猪五国”差点将整个欧盟拖入泥潭，最终英国以表达不满的方式愤然脱欧。相比之下，金砖国家的强弱分化格局更为明显，从经济总量看，最大的中国要高出最小的埃塞俄比亚近140倍；从人均GDP看，最高的阿联酋同样比最低的埃塞俄比亚要高出整整55倍。经济状况差距越大，各方诉求就越复杂，最终在共同货币创建上达成共识的难度也会更大。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