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个古典的报恩故事。
35年前读高一的少年杨文斌,上了当时全国中学校园里绝无仅有的美育课。多年后看了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他才恍然大悟,“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我们的经历可能还更早!”
意识到能接受“世界级美教育”是何等幸运后,今年2月和7月,事业有成的杨文斌先后设立北京大学“蔡元培美育基金”和王圣民美育基金,力图在全国支持和培养更多美育教师。
采访了王圣民,还有她的多位学生后,现在我确定这是一个相互成全的故事。王圣民的赤忱、历任校长的信任、学生的呼应、家长的支持,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容的社会氛围,让这门教材都没有的课,从最初的5分钟扩充到后来的45分钟,成为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延续至今的美育必修课。
教育家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教育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大转向中,美育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后来,蔡元培在北大开设并讲授美育。
在王圣民之前,没有中学教师,像她一样把美育带给青少年。多年来,她不仅培养了一代代学生,还写出专著《艺术欣赏导读 》、《美丽课堂》,散文集《美育小札》。1999年,王圣民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美育特级教师”称号。
遗憾的是,24年过去,王圣民仍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者。
“无趣”与教育匮乏关联
去王圣民家那天,是8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天空飘着处暑过后的第一场细雨,风从窗外吹来,不时撩起夹着褐色大条纹的米白落地窗帘,宽敞而通透的客厅里,不溽也不热。
看着眼前充满亲和力的王圣民,让人觉得学生们在网上写的回忆中,使用频度最高的那些形容——美丽、优雅、有品位——绝非谬赞。
她一头浅板栗色齐耳大卷短发,佩戴粉色珍珠耳钉和项链,穿着酒红色收身短袖、银灰色半长纱裙,皮肤白皙干净,身材纤细挺拔,声音柔婉亲切。只有淡咖啡色镜片后微垂的眼袋,和眼角少许细纹,显出岁月在此默默徘徊。
地板新打过蜡,客厅里展示着她和丈夫东进生从国外带回的精致纪念品和摆件,风格不一的钟就挂了五个,“我们家有十多个钟,一个都不准!”王圣民笑着说,像孩童炫耀玩具。7月,他们去外地旅行时还玩了漂流。下船后导游才知道,这对身手敏捷的夫妻已经78岁、80岁,不禁十分后怕。说起导游当时反应,两人得意地笑了。
去东方卫视“东方大讲坛”做讲座时,王圣民语重心长地对台下的老年听众说,年纪大了未必就是“垂垂老矣”,要找个爱好,这样到80岁的时候生命力还很旺盛。但是很多老人说,无聊,“做事体噶么劲”。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这种状态。写东西的时候,从靠阳台的书桌,穿过客厅到餐桌拿东西,都要一路小跑。“为什么?我觉得来不及。这么多的书来不及看,这么多的电影来不及看,这么多的音乐没有时间听。我就跟那些老人说,如果年纪大了觉得无趣,生命力就不饱满,已经稀薄了。”王圣民认真地说,生命的稀薄,与小时候教育的匮乏直接相关。
王圣民78岁的人生,堪称半部中国现当代史——抗战胜利那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从小喜欢朗诵、戏剧,高中时是上海青年宫艺术团从全市挑选的四位中学生报幕员之一,一心想考艺术院校,结果被卡在家庭成分上,无奈读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大学毕业后,王圣民被下放到部队和农场,直到1970年,被分配到南洋模范中学做语文教师。
时代的波谲云诡中,王圣民的父母尽力给子女撑起一片宁静和自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鼓励几个孩子从小就广泛阅读。13岁时,王圣民在心爱的天蓝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抄下苏联诗人施巴乔夫写的《要善于珍惜爱情》,母亲看了也没说什么,“我喜欢这首诗,觉得很美,都背得下来。我妈妈很开放,不是看我写了爱情,就说我有爱情。”
上世纪60年代,大多上海人都像《繁花》中沪生的小学老师王老师那样,“永远穿着朴素的人民装”,外套几乎是灰蓝二色。王圣民的母亲却告诉她,女孩还是穿裙子好看,每次文艺汇演去报幕,她还会根据时节给女儿设计演出服,再让青岛带来的保姆缝制。
1963年读大学前,王圣民一直都穿裙子。几十年后开同学会,老同学还记得,高中时她穿过一身红色短袖衬衣、蓝色半裙。
他们要想把我“吃”了
一开始,王圣民不喜欢教语文,想过离开。当时中学语文教学非常死板,老师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教师参考用书教学。教案里的内容,要么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要么观点空洞而苍白。从小阅读文学经典的王圣民觉得,这不是语文应有的样子。
到了1975年,适应上课节奏的王圣民,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教学。“我跟学生,也跟学生家长打招呼,说能不能在上课快结束的几分钟,讲些我认为该懂的东西?”得到一致赞同后,她把语文课分成两部分,前40分钟正常教学,最后5分钟内容变了,有时讲某幅画背后的故事,有时读一首诗,有时介绍诸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民歌如何诞生。
“这些学生在听语文课的时候,就这样坐着”,王圣民把双手松放到胸前,模仿他们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等我讲到最后,全班的神态真的都不一样,都挺直了,眼睛睁大了,好像醒过来,想要把你‘吃’了,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在咬牙切齿。我就知道,这5分钟他们是听进去了。”
学生的期待让她越讲越有劲,开始有计划地授课。那时,“文革”虽然结束,整个社会精神层面依然荒芜,上海有些大学都没开设心理课,中学生更不知“心理”为何物。王圣民却认为,健全的心理对学生的一生很重要,宝贵而短暂的5分钟里,好多内容都是人格教养。她还会让学生用练习本抄些好词好句,比如“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入暗室而不欺”,借此教他们为人之道。
有段时间,王圣民上课很是忐忑。社会恢复正常后,高考重新启动,南模也回归上海市重点中学序列,吸引全市优秀中学生报考。课堂上,还要不要继续讲那些“无用”的东西呢?
因为历史和所在地理位置等原因,南模的家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一看孩子的练习本,就知道王圣民的用意。开家长会时,有人会专门跟她说,“王老师,我看到那个练习本了。”言简意赅,王圣民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此放下,“我能够理解他的好心意。”
王圣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美育上,是1984年时偶然看到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报告说,世界各地对中国留学生的普遍印象是勤奋、用功,但缺乏艺术与人文修养。南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1年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理工类工作,很多人也会留学深造。这份报告让她深受触动,“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我的学生,留着右脑来欣赏艺术,培养人格,有教养。”
80年代中期,社会上掀起一股“美学热”,李泽厚凭借《美的历程》成为无数青年的“精神导师”,但中学美育仍是无人探索的新大陆。 “我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校长。”王圣民饱含感情地说,1998年去世的老校长赵宪初,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也是教育家,给了她很大的空间。
那时,王圣民把自己编写的美育课教材给他看,赵宪初马上就同意开课,“‘我相信你。’赵校长这句话给我的信任是没法说的,我就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把这个课上到最好。”
“上课不要带脑子,要带心”
1985年秋天,王圣民正式开设美育课。高一的学生们走到教室门口,就发现这堂课不一样——授课教师站在教室门口,微笑着向每位走进来的学生问候“你好!”
学生们反应不一,有些报以同样的微笑和问候,有些只笑不开口,还有些男生头都不抬,看准王圣民和门框之间的缝隙,倏一下就弓着身钻进教室。她就跑进教室,用身体挡住一个怎么也不肯抬头的学生,微笑着坚持,“我叫过‘你好’,你回我了吗?来,说一声‘老师好’!”
之后,每一年的美育课,王圣民都从主动向学生问好开始。钱志龙1989年进南模上初中,1996年毕业,至今还记得当时与王圣民的对视。“别的老师上课也有问候,只不过是例行的,同学喊‘老师好’,回答一声‘同学们好’,没有一对一的温情。”钱志龙认为,王圣民这样做是在调整学生的状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跟是你平等的,而且眼神永远那么温暖,让你觉得一进到她的教室,心会安静下来。”
等到全班同学入座安静后,王圣民又宣布,美育课没作业,不考试。话音刚落,教室里爆发出阵阵欢呼。不过她补充说,“唯二”的要求是,第一,上课不要带脑子来,要带心来。第二,准备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看的笔记本,把他们喜欢的内容抄进去。
“上课不要带脑子来”这句话对学生很大震撼,“不要带脑子来,那上课还有什么用?我说,只要你们快乐、愉悦,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喜欢生活,就有用。美育就是让学生没有负担,可以自由飞翔。”
即便带着笔记本,王圣民也异于很多老师,只叫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才提笔,其余时间看和听就行。“从她的眼睛到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语言,都在跟我们讲什么是美育。”阎华回忆,她1990年在南模上初中,那一届学生比较幸运,初一和高一都上过美育。上课时除了做笔记,阎华的眼睛一刻也舍不得从王圣民身上移走,“第一次看到她时候,就觉得气质特别好,特别长得美,声音、举手投足的仪态也特别美。这就是我们对美育的第一感知,美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80年代时,王圣民经常穿一件咖啡色麂皮小背心,内搭白色长袖衬衫,配半截裙和一双细高跟鞋。那些漂亮的衣物是东进生从广东出差带回来的,花了300多块,这在当时堪称巨款。还有一年,南模为高一的学生在操场举办篝火晚会,她朗读了一首诗,诗歌里有个反复出现的“小红马”意象,那一届的学生就一直叫她“小红马”。
王圣民说,上课讲究着装是有原因的。《礼记》里就讲,“亲其师,信其道”,男孩女孩在青春期开始萌生出朦胧的美感意识,如果老师的个人形象良好,自然就愿意听他们的话,“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吧?”
“她本人就是很好的美育教材,浑身上下散发着优雅,站在那里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仪表大方。”37岁的饶轩说。
教倾听、微笑、表达善意
这就是王圣民美育课的基本底色,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美好。18世纪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提出“aesthetics”一词,源于希腊语,有官感与情感之意,只是日本接受西学后将其翻译成“美学”,王圣民说,这个翻译其实压缩了美育的内涵。
“心灵美是内在美,真正的美要外化出来,否则对方感受不到。”阎华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那时,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向女生强调的都是,不能关注打扮,要集中精力学习,“我从小就知道,打扮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学时,阎华每次参加完上海小荧星艺术团的活动,都会自觉把漂亮的演出服换掉,再换身朴素的衣服返校。“青春期的时候,女生其实都很向往美。这时王老师出现了,告诉我们美就是要外化,就像遇到知音一样,让你觉得向往美没错,美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羞耻的事情。”
一次上课,王圣民拿了一张很大、很漂亮的空姐照片来,问大家她笑得美不美。得到学生们的肯定回答后,王圣民又把空姐的鼻子和嘴部挡住,叫他们再看她的眼睛。这时学生们发现,空姐的眼神其实有点凶。王圣民说,这是职业的微笑,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那节课,她给学生们示范如何笑。“除了嘴角要上扬,眼睛还要透出笑,那才是真的笑。”放学回家后,阎华还对着镜子看自己笑时,眼睛有没有也在笑。
上课讲礼仪时,她还告诉学生如何倾听,什么是真正的倾听眼神,细致到凝视眼睛看多久,什么时候该转向怎样的角度,嘴角、眉毛、眼睛的姿态,身体的倾斜程度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没有人会教,家长顶多是偶尔提醒,笑不露齿,不要笑得太放纵,而不是像王老师一样系统性地教,再把礼仪上升到某些高度。”阎华说。
“是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去接受美育,而不是说逼迫你,或者说你不做,就给你一个道德评价,觉得没素质。她只是会告诉你,如果这样做会更好,选择权给学生。”1996年进南模读初中、2003年高中毕业的饶轩,也对王圣民说的“美要外化”印象深刻,“王老师说,要把你的善意、温暖、微笑,让对方看得到。是王老师让我觉得,主动表达善意不是件不好意思的事。”
饶轩高大魁梧,待人热情。他说,每次外出,如果看到有陌生人想求助、又没开口时,就会主动上前和对方交谈。我和他就是因此认识的。王圣民美育基金会成立那天的活动间隙,我想约王圣民采访,当时她正在和人交谈,没有看到站在身后的我。观察了几分钟后,一旁的饶轩主动过来,微笑着问:“你是不是有点什么事情?”
有时,饶轩的朋友会说他“多管什么闲事”,甚至小时候家人的教育也是这样。“但这是我们学校传统的方式,你觉得自己可以帮,为什么不帮?帮的方式注意就可以了。”
王圣民说,美育就是这样,要让学生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美好的东西,才能激发他们对美的向往。钱志龙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上课,王圣民带了一个紫砂壶和一撮茶叶,用开水冲泡好茶叶后,让学生传递着紫砂壶,闻茶叶的清香。“她打开学生的五感,让学生知道人的所有感官都可以捕捉美,理解这个世界是如此丰盛,美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约翰·杜威说的,‘教育即生活’。”
王圣民告诉我,宏大的内容自然有人会教,她就教学生最小的东西,“教养是在无声无息中培养的”。
那几秒镜头要不要看?
一开始,美育课的上课条件比较简单,后来硬件得到很大改善,王圣民就让学生看电影。东进生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欣赏课上,她像电影学院的老师一样,给学生讲电影制作、镜头手法、声光影布置,看电影该看什么,“不是说看这个人和那人好了,他们吵架了,他们不好了。”
准备给学生放《教父》第一部时,王圣民把电影反复看了几十遍,选出精彩的镜头为学生逐一分析。讲到阿波罗尼亚被暗杀时,从场景的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个镜头,教他们边看边数,体会导演怎样通过17个镜头,把暗杀过程呈现得既干净利索,又对人物命运发出喟叹。
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麦克婚礼结束后回到房间,阿波罗尼亚已经脱下婚纱,只穿着一件白色蕾丝低胸吊带裙站在梳妆镜前,麦克走上前和她拥吻。要不要给学生看那几秒钟的镜头呢?他们看到有什么反应?王圣民一度举棋不定。
电影《庐山恋》1980年上映时,里面出现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吻”,引发巨大的轰动,比较起来,《教父》里的那几秒镜头,尺度更大。“我是教师,那边是学生,有些家长要是很较真的话,我也脱不了干系。”接连好几天晚上,王圣民都辗转反侧,最后把心一横,“我想好了,要是有人找来,就说是为了开一节‘性别的美感’课。”
果然,放到这个镜头时,教室里气氛变了。有些男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然后发出低沉而微妙的轻笑。下课后,有女生忍不住委屈地说:“王老师,他们男生在笑。”王圣民露出少见的严肃,把全体男生留下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讲义,开始讲“性别的美感”。
她从男女生理不同讲起,讲到男女同校历史,再延展到性别歧视,告诉他们如何尊重女性,如何与女同学、将来的女同事、女领导打交道。“不懂性的人,首先知道的是关于性的负面东西,我觉得太亏了。他们在最美好的年龄,应该让他们知道性别的美感。”
类似内容,1985年考进南模上高中的张铭也记得。“男生应该怎样尊重女生,何为绅士风度,如何把绅士风度变成日常礼仪。十多岁的男孩子毛手毛脚的,虽然也知道尊重女生,但在那之前没有变成一种共识。她一说,我们听了就觉得那样做很高级。”
张铭是王圣民做专职美育教师后教的第一批学生。在那一年的课堂上,她也做了一件有些“轰动”的事。讲到雕塑和绘画艺术时,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贴了些名作画片让同学欣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大理石雕塑,是西方艺术史上怎么也绕不开的杰作,但作品呈现的是青年男子的裸体,要不要贴,她也犹豫了好久。杨文斌当时是班级宣传委员,帮她把“大卫”贴上后,一到下课,男生基本都往教室后面涌,女生全往前门走。
而那时南模有条校规是,学生看“黄色小说”,要被严厉处罚。
一个正确的时间点
7月中旬,王圣民美育基金会在上海设立的当天,在南模当了10年校长的张茂昌也被邀请到场。上台发言时,白发苍苍的老校长说得非常简短,也很谦逊。他说,自己只是南模美育的“继任者”,也被王圣民的美育课感动。
不过指针回拨到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美育课是多么罕见。饶轩好奇地问过别的中学学生,是否也有美育课,“什么美育?美术吧?”对方一开始还以为听错了。
保送去北大的钱志龙,上高中时也只是觉得学校氛围好,学生没有学得很苦,成绩还不错。他在网上看过一组上海著名中学学生对母校的评价,南模的“地狱指数”最低,“长大后再回望,尤其从学习者切换到了教育者,才意识到那时学校做的决策,开设的课程对学生成长有多重要。”
杨文斌说,除了拍板让王圣民开美育课的赵宪初,从1990年开始做校长的张茂昌,同样给了美育课很多支持。张茂昌也是上海的教育家,为了在南模任教,学物理的他放弃了到复旦大学深造的机会,“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放型校长,他让南模继续保持多元化的教育风格、重视素养教育,有非常宽和高的眼光。”
王圣民曾开玩笑说,美育课是“开小三子的n次方”,所谓“小三子”是指音乐、美术、体育。但美育课却啥都不是,上课内容全靠王圣民自己准备,“因为除了南模,没有学校有这样一门必修课程。”这就注定,她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消化。
任专职美育老师以前,王圣民已经是语文高级教师,有与之匹配的不菲收入。再加上南模是名校,有人请她出去上教培课,报酬也不低。成为专职美育老师后,收入断崖式下降,很长一段时间里,绩效工资甚至和学校一位患病的保洁工人不相上下。直到1999年评上全市“美育特级教师”,待遇才提上去。“钱当然是好的,我知道,我也不是很有钱。很多人也说可惜,收入这么低。我说,能让我这么教美育,和学生有这种接触。这样比起来,快乐就不一样。”
张铭说,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面向大众,出版过一套普及读物《五角丛书》,每本很薄,只有5毛钱,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广泛,有人文历史、天文地理、科学政治等内容。从当时《五角丛书》很受读者欢迎可以看出,王圣民对中学美育教育的探索,出现在了一个正确的时间点。“1985年之前,大家精力都集中在改革开放,一点点探索市场化。到1985年左右,随着经济发展,各方面更包容、更多元了。”
王圣民也很感谢当年的家长,“到了高中,一节课不讲这个,不讲那个,就讲艺术欣赏、举手投足,对一般的家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学生的家长都接受,给我说他们没法这样教育孩子,希望我要把课上下去。”
2008年王圣民退休时,她发消息嘱托既是自己学生,又是南模美育课新接班人的范依琳:“你要接好王老师的班不容易啊,现在的应试氛围更浓了。”
杨文斌一直很关心教育,“高中毕业35年,我感觉是越来越卷,从大学卷到高中,从高中卷到初中,从初中卷到小学甚至更往前。应试的东西越多,素养教育的时间就越少。我们真的或许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应该这样卷?”
杨文斌说,美育是让人总是去寻找世界美丽的地方,对未知的世界、未来有一种渴望和追求、往往,就会激发人极大的创造力。“如果没有美育在内的素养教育,学生分数虽然很高,但可能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没有很坚定的世界观和审美观,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这也是我设立美育基金的初衷。”
逛美术馆是“集体潜意识”
去年上海疫情时,一直坚守在公司的张铭,联系了王圣民好多次。很少有一位副课老师,走过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能让学生对她这么有感情,也乐意以各种形式,谈论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回忆。
南模78届3班的陈辛,读初中时王圣民是他的班主任。他在知乎和豆瓣上发表了相同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里说,从小学到初中,亲历了整整十年“文革”,但在王圣民的班级里,“见不到那种政治狂热,倒是有相对的温和与平静,即使外面风云变幻,老师也云淡风轻,与我们谈论屈原、王安石、苏轼的诗词作品”,陈辛写到,“在那段日子里,是老师的美好心灵使我相信世上仍有美的存在”。
因为留学和工作缘故,钱志龙有很多年没见到王圣民,再次在公开活动上与老师相遇时,已到中年的他在台上激动得潸然泪下。我联系钱志龙进行采访的前一天,他带着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一个校长的出走》第二季,参加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晚上快10点,还在朋友圈发了几十张现场照片,但马上就同意接受采访,“讲王老师的事绝对不是打扰,明天就安排上!”第二天,忙得午饭都拖到下午2点后才吃的钱志龙,在电话里说起王圣民,语气满是温和、感激。
从几代学生的讲述中,我发现他们尽管彼此不一定都认识,有些爱好却一致。
饶轩告诉我,他无意中认识了一位王圣民上世纪70年代时教过的学生,对方年龄和他父亲相仿。一开始他以为会有代沟,聊起来却发现,大家每到一个地方旅行,首先都要去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那位学长说他在美术馆可以一待就是一天,我也是这样,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可以说逛美术馆是我们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建于1956年的上海美术馆,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美术馆之一。但钱志龙在上美育课之前从未去过,“中国家庭在那个年代没有那样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自然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受用终身。”后来,他去过40多个国家的几百家美术馆。
他们也和我谈到上了美育课后,班级同学们发生的变化。
南模篮球队在上海很强,早在1923年就得过上海市中学生锦标赛冠军。张铭读高中时,学业很轻松,下午3点左右放学后,男生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去打蓝球。上了美育课后,他和杨文斌等几个同学明显受到王圣民影响,自发组成“美育小组”,不打球或者没篮球比赛的时候,几个同学把作业做好,就留在教室聊天。有时聊文艺,有时聊哲学,当时也恰逢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都是天黑才回家。
同学之间聊天更有话题了,十多年后,饶轩也有类似感觉。“之前都是聊打游戏、打篮球,有时说考试,后面再聊就不一样了。”饶轩说,作为百年名校,南模有不少同学的家境都很好。但很多同学家里的情况,他们是毕业后很多年才知道的,上学时,同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纯粹。“为什么不问彼此家境?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这个问题。聊得很多的是,你最近看的是什么电影?你喜欢什么兴趣爱好?或者约着一起去看电影。”
饶轩觉得,当时的他们很天真,很快乐。
几十年后才观察得到的影响
最大的变化,是王圣民直接改变了很多学生的人生轨迹。
张铭在建筑设计院家属区长大,从小喜欢跑进办公室看大人们画的蓝色图纸,摆弄各种长尺子、大圆规。高中时,他的理科成绩很好,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他会去上海交大之类的理工名校,像父辈一样学工科。“她讲了那些诗歌啊,艺术啊之类,我就被吸引了。”文理分班时,他坚持读了文科班,最后考入心仪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饶轩最早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后来转型做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他职业改变的起点,来于那次看《教父》,“王老师教我们看如何在虚构的剧情当中塑造真实的人性,改变了我观看艺术的方式和欣赏的角度。以后再看任何影视,一下分得清楚导演水平。”包括1998年轰动全国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他和班上很多同学去看了,给出的评价都有些不同,“我们也觉得很美,但是莱昂纳多的角色就是最佳男友,没有立体性,和《教父》还是有差距,虽然它的制作大多了,给人的心灵震颤不一样。”
北大毕业后,钱志龙赴美读传播学和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后来,在中美两国都当过大学老师和中小学校长,管理过幼儿园,做过国际学校的校董,也在免费的农工子弟职校从事过一线教学。他不管怎么变化,工作都与教育有关,“就像你收到过一个好的礼物,希望跟更多的人分享,我想把王老师带给我的那种温度和美好传递下去。”
从事了这么多年教育,钱志龙感触很深的是,在学校教育环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师的眼界就是学生的天花板,“老师要先看到世界之后,才能把知识传达给孩子。如果老师自己生活就是两点一线,没有更广阔、更丰盛的视野,只去强调课本里的那些东西,就把学生的天花板拉低了。”
退休前,也有学生焦虑地问王圣民,学了那么多“恭良温俭让”,到社会后会不会吃亏?“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就在社会上,我从来没吃过亏。”王圣民很自信地说,不是不世俗,就不能融入社会。“我给那个学生说,你大可放心,要想自己很纯正,很有尊严,活得质量很高,是很困难的,要慢慢上去。但是要马上滑下来,很世俗,同流合污,有的是机会。”王圣民这番话,可能又要到很多年后,那位年轻的学生才懂得。
80年代时,南模的操场很小,体育课练长跑,体育老师只好叫大家从学校门口起跑,绕周围马路跑一大圈。有些学生熟悉地形,就从弄堂抄小道。甚至还有人直接找辆自行车骑一段。后来上美育课,王圣民在黑板上写下“入暗室而不欺”。
这六个字像铆钉一样嵌入了杨文斌的脑海。从北大毕业后,他回到上海从事金融工作,“金融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离钱近,特别看得出来人性。尤其是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在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之前比较混乱,很多财富管理公司在卖高风险的产品,觉得反正短期赚一票就可以了,对客户造成的伤害,关我什么事情。”
杨文斌说,他坚决没碰这些产品,哪怕短期内付出蛮大的代价,比如业务发展比别人慢,公司内部也有经营压力,“接受的教育是刻在骨子里的,会深刻影响我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当然,最后事实证明,走正路,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还是会受到市场的选择。”
“一个年轻人没上美育课,可能就只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有一定的业余爱好。”张铭用手比画着打比喻,平静地说,“就像房间的钢筋混凝土,框架不扎实。别看美育只是一个维度的东西,但是有种化学反应,可以让其他几根柱子成型、立得起来。可能你会被骗,可能你会上当,可能会软弱无力,但是碰到困难和压力的时候,不会扭曲、变形,最后扛过很多东西。”
张铭还说,现在回头再看,当时班上那些“美育小组”的同学们,虽然大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比较一致的是,没有谁做突破底线的事,“这就是那些课给我们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结果要通过几十年的观察才看得到。”
那天傍晚,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圣民突然扬了扬话音,笑着对一直在餐桌边安静听她讲述的丈夫说,“进生,你那时候一直说我太单纯。”
“对的。”东进生说话不紧不慢,声音浑厚。
“结果你看,你觉得我到现在呢?”
“还是比较单纯。”他半开玩笑的话音一落,大家都笑了。
(文中张铭为化名)
《美育小札》
王圣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