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

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群体特点、文学活动，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演变的主要线索，以及北宋诗歌、散文、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在探究三大文人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的过程中，王先生陆续写出一些列新创性论文，如对钱幕僚佐集团的厘定、对欧阳修与尹洙关系的辨析、对嘉祐二年贡举事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通过苏门《千秋岁》唱和词对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精微把握等等，这些开创性的议题，极大地推动了北宋文学的深入研究。

国庆假期，第一财经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节选《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以餮读者，这是系列书摘第二篇。

天圣九年（1031），梅尧臣、欧阳修的首次会见和洛阳文人集团的形成，这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年代。梅、欧的文学作品大都从这年开始收入集子，标志着他们文学事业的真正起点；以诗歌来说，从此进入了变唐时期，逐渐展现出宋诗的时代风貌和特殊个性，取得了与唐诗先后辉映的历史地位。而梅尧臣尤被推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往往在文人集团的交游、酬答之中得到启发、刺激和成熟。文学创作主要是作家自身内心情感世界和创作个性的表现，但也必然受制于接受和欣赏的一方。梅尧臣诗歌的特点，正是在接受朋辈们的赞许、商榷、碰撞和反馈中日趋鲜明和强化，并从而扩大影响，衍为宋诗的群体风格。这时期和他诗歌交流最密切的是谢绛和欧阳修，从而也对他的诗风产生重大影响。梅尧臣集中与谢绛相互酬答及其他有关诗篇共近50首，其中洛阳时期达20首。值得提出讨论的是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和梅尧臣《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明道元年（1032）的第二次游嵩，梅尧臣没有参加，谢绛便作此书详告，梅得书后，又作诗为复。谢书被收入《宋文鉴》卷一一三，为北宋的一篇散文名作，长达1248字；梅诗共100句，500字，是他的第一首长诗。这是一种颇堪玩索的创作现象。

在北宋涌现的一批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名人中，欧阳修是较早出现的一位文备众体、手出多面的巨擘。洛中三年的生活实践，对他一生所建树的多方面的文化业绩，起了“一锤定音”式的重大作用。得益于洛阳文人集团的集体性优势，与诗朋文友的相互推毂、激励，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和其他学术文化方面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成为他文化创造道路上的光辉起点。

欧阳修有着明确而自觉的续盟意识，然而，由曾而王而苏的选择过程，又是纯属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个选择不受外部某种舆论的影响，甚至也不为盟主个人的主观好恶所左右，而是以对象的客观才具为主要标准。从个人的性格志趣而言，欧氏与曾巩无疑最为情投意合，在曾巩身上可以处处看到欧氏的影子，《宋史》把他们两人的传放在同一卷中（卷三一九），就不是偶然的。从当时在士大夫中间的声誉而言，王安石无疑知名度最高，司马光说他“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张方平也说：“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但他热望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志主要不在文学方面。于是，苏轼以其倾荡磊落的文学全才，脱颖而出，迅速受知于欧氏，并被文坛一致认同。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下记叙过曾、苏二人互相推美对方的故事：“陈师锡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词平平。初，苏子瞻以让曾子固曰：‘欧阳门生中，子固先进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苏轼之所以后来居上者，全凭摛藻翰墨功力信服于人。这种以实际文学才具为基础的自然选择，有利于杰出人才的顺利涌现和成长，较少受到人为的压抑，也是欧门这一文学群体稳固性的重要条件。

“太学体”这个怪胎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文化背景。在散文史中本来就存在平易和奇崛两种文风，韩愈面对当时文坛提出的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回答说：“（文）无难易，唯其是尔。”但他实际的美学爱好无疑更倾心于“奇崛”“难”的方面。他自己的创作已不免“怪怪奇奇”，其末流更趋于险怪奇涩。到了宋初，不少古文家因反对骈文的浮艳繁丽而追求古奥简要，所作或诘屈聱牙、学古不化，或艰涩怪僻，滞塞不畅。与石介同时的宋祁，所作也有“涩体”之称，其影响实已超出科举场屋的范围。“太学体”继“五代体”、“西昆体”之后，已成为宋代古文运动健康发展的新的障碍。

繁简、骈散、历史地位这三个问题之争，最终归结到尹、欧两人古文观的歧异上来。在北宋主张“复古”、反对“五代体”或“西昆体”的古文家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谱系：一是柳开、孙复、石介等人，一是穆修、苏舜钦兄弟、尹洙兄弟、欧阳修等人。前者是古文运动中的重道派，他们崇奉道统文学观，仅仅着眼于从文体上恢复“古文”，漠视甚或否定文学的独立价值，宣扬功利主义的文学工具论；后者是古文运动中的重文派，在鼓吹“古道”的同时，却极力追求古文的写作技巧和审美价值，从单纯文体的改革扩大到文风、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然而，同属穆修一系的作者，他们的古文观也并非完全一致。尹洙主张“简而有法”、“完粹有法”，是讲究文章的法度和章法的，因而他应属重文一派，从师承交游关系上也能证实。但他实际上只是追求语言的简洁、高古、单一和叙述的单线性，不容许多种语言成分的融摄整合和结构上回环起伏、随意抒写，不容许琐笔、闲笔、补笔、插笔、排笔等多种笔法。只要浏览一下《河南先生文集》和《欧阳文忠公文集》，就能突出地感受到两人散文风格的不同：前者篇幅简短，行文紧凑，但不免局促板滞，质朴少变；后者畅遂舒展，唱叹有情，于闲暇中具规矩，从参差中见整饬，或许可以概括为“敛”和“放”两途。

可以设想，如果遵循尹洙的古文理论的指导，宋代散文就不可能形成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从而谱写出中国散文史上别放异彩的新篇章。奠定这种群体风格和局面的，只能首推欧阳修。在这个根本点上，这两位好友之间看来是无法调和的。

曾巩的文章大多为议论文，借用萧统论子书的话，大要“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这就关涉到对其散文艺术性的评价。文学以形象地反映生活为特性，散文的艺术性即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形象性和抒情性上，自不待言；但是，从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出发，似不宜把散文艺术性理解得太狭窄。

我国古代文论家强调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强调结构、剪裁、用笔、用字，强调间架、枢纽、脉络、眼目等等，对于述意、状物、表情都是极其重要的表现手段，理应属于艺术性的范围。即以议论文而言，我们不应把一切议论文字都归入散文之列，但如砍去议论文，无异取消了大半部中国散文史。林纾说：“论之为体，包括弥广”，连赠序、书序、山水记、厅壁记等都有“论”。所言甚是。曾巩正是围绕着长于说理而形成自己的散文风格和写作特色的，从而为我国散文史作出了贡献。

欧阳修以善于修改文章闻名于世。有个故事说，他晚年改定自己文章，“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他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这个笑话包含着一条深刻的艺术经验：文章不厌千回改，名篇佳作离不开锤炼工夫！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与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在汴京聚会，又与画家李公麟、米芾、王诜等相交游，相互唱和赠答，品书论画，蔚为文坛盛事。元祐二年（1087）６月，苏轼等十六人聚集于王诜西园，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又写了上面这篇记。记中还生动地描述了图中诸公的形象：“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手秉蕉笔而熟视者，为黄鲁直”；“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等。尽管此图此记的真伪存在争论，但它为盛极一时的元祐“苏门”保存了鲜活直观的珍贵留影，提供给后人以品味不尽的历史馀韵。

“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最后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了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并逐渐成为政治上自立自断、学术思想上独立思考文学艺术上自由创造的一个集合体。

洛党、蜀党之争与洛学、蜀学之异并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偏重于政治上的人事倾轧，嬉笑怒骂，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势不两立；后者则属于学术思想的分野，但当时并未直接对阵论战。程颐的大量语录中很少发现正面攻击苏轼学术思想的言论，他一生惟一的一部经学著作《伊川易传》完成于晚年贬官涪州之时，正与苏轼的《东坡易传》最后在海南岛完稿相类，时间和环境都不能提供互相诘难的条件；而且，在程颐的心目中，苏轼可能算不得思想家，没有当作学术上的论敌。这种情况使后世不少论者在评骘洛蜀党争时，有意无意地掩盖和忽视其学术思想冲突的背景。

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在熙宁变法时期，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政敌；元丰末，一个作为退职宰相，历经宦海风云，闲居金陵，一个从九死一生的乌台之狱脱险，尝尽了黄州之贬种种人生况味，两人重聚，相逢一笑泯恩仇，发现彼此都是直臣贤士、人间杰才，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们融和的纽带。然而到了元祐时期，苏轼及其门人却共同掀起一个批判王氏新学的热潮，体现出对思想专制、学术专制和文化专制的不满和反抗。

“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对北宋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苏轼对词风的革新并没有在苏门中立即产生一呼百应、如水赴壑般的效应，反而促成元祐诸人在词学观点和创作实践上复杂纷纭的局面，出现了宋初以来词学批评的第一个热潮。

苏门词论呈现出一个炫人眼目的有趣现象：指斥苏词“非本色”的《后山诗话》，却推崇苏门弟子黄、秦为“今代词手”，比乃师为优；黄庭坚称许晁补之词为“于今第一”，他本人却被晁讥为“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晁补之正确地为苏词的“多不谐音律”作护法神，却又认为“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也”；而这个“短于情”的观点，又为指斥苏词“非本色”的陈师道所非议：“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知也？”所有这些观点歧出以及各家具体评价中畸轻畸重的情况，有的可能是脱口说出，信笔即书，或未可据信；但是，坦诚无讳、畅所欲言的自由品评之风，正是苏门进入词学批评热潮的确切标志，同时，这场讨论最终又是围绕着“本色、非本色”、“正、变”的词体问题而展开的，实质上是传统和革新之争，而这又与词发展到北宋中后期的情势息息相关。

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抽象，一般说来，总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而落后于创作的；而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又存在较强的因袭性，人们在表达文学观念和进行文学批评时习惯性地沿承前人的成说，使用现成的批评模式。而文体问题又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重要课题，其被重视的程度几乎为世界各国所仅见。

苏轼的一生是几起几落、大起大落、遭遇坎坷的，他的门人也随之荣枯相依，无一逃脱悲剧的命运。著名的“元祐党人碑”，即列苏轼为“待制以上官”之首，秦观为“馀官”之首，黄、晁、张等全被“一网打尽”。贬谪词遂提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品位，翻开苏门诸人的词集，几乎每人总有几首抒写贬谪生活心态的名作。我们从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等抒发贬谪之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随着词的功能由娱宾遣兴向个人抒情述志的转变，词的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加强了词的个性化特征，提高了艺术品位。况周颐说：“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这里的“提倡风雅”，我以为可以从词体新变的角度去诠释。

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词，以“花影乱，莺声碎”，“飞红万点愁如海”等名句脍炙人口，又是其词风从前期凄婉转为后期凄厉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词在当时就先后得到孔平仲、苏轼、黄庭坚、李之仪、惠洪等五人的唱和，在南宋又有王之道、丘崈的四首和词。在宋代词人中，一首词能获得两宋七位词人九首作品的唱和，应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殊荣。这一特殊文学现象，不仅反映了和韵之风从诗坛到词坛的展延，并影响到词的内容和艺术的变化，而且具体地表现出所谓“元祐党人”横遭贬谪后彼此心灵的交融和撞击，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心理反应。

文学群体是作家个人和社会（包括文学社会即文坛）联系的中介。文学作品在通常情况下乃是作家个人的精神劳动的产物，但他又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从事文学创作，必然受到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坛风气等的深刻影响。作家个体自发的社会化要求，呼唤着文学群体的孕育诞生，而文学群体又促成个体的社会化得到发展和实现。个体从群体中获得大量的社会信息，感受到文学风会，培育和陶铸成自主独特的文学个性；群体则又以各个成员的代表者的资格，把群体的文学思想、观念、情趣、好尚、风格，影响于整个文坛和社会。群体在内部发挥着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与外部又产生了各种纵贯、横摄的关联，由此构成一幅多方位、多层次的错综互动的文学图景。从文学群体入手来观察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钱幕、欧门、苏门是发展成熟的文人集团，它的系列性、文学性、自觉性相结合的特点，把一般的文学群体的特性与优长发挥到极致，它几乎囊括了北宋全部的文学大家和名家，覆盖着整个文坛。尤其是从欧门到苏门，标志着嘉祐、元祐时期两个文学高潮的到来。这一中国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罕见个案，实在是有意义、有前景的学术课题。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也是一种期待。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王水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