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60年1月1日

地点：槟榔屿

思考人：伍连德

国籍：中国

职业：防疫学教父

思考内容。

伍先生刚要开口叙述，我就把他拦了下来。这一篇本来应该由伍连德前辈自己口述的内容就由我代劳吧！因为越是伟大人物的口述往往越是平铺直叙，没有任何波澜。我们读者很难对其所作所为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很容易把将军元帅忽略在了文字之外。

1910年12月18日，清廷外务府右丞施肇基急召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帮办伍连德进京，说有要事相商。

好了短短的一句话，问题来了？从时间上看再过一年辛亥革命就要爆发，清朝将结束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从人物来看，这个施肇基和伍连德又是谁呢？所谓的外务府是清廷的六部之首，负责联络列强，拥有至高无上的部门权力。而所谓的右丞，就是要比左丞大那么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部长级别。这个天津的军医学堂就是所普通的学校。帮办呢？说的好听就是当个副手，做个副职；说的不好听就是个帮忙干活的。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权力无限大的外交部部长，找一个在小学校帮忙的军医到京城干什么呢？还说有要事相商，能有什么事呢？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京城得到报告，哈尔滨一带发生大规模鼠疫流行，具体情况不明。只知道有大批的中国人，俄国人死亡。

原来是流行了大瘟疫，想找个人去处理一下。

你也许会想都一个月过去了，要不说清朝怎么会在不久之后灭亡呢？这么重要的一场天灾人祸，清朝政府竟然置之不理一个月后才慢腾腾的找人前来处理，而且还找了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连工作经验都没有几年的帮忙军医。这样置万民于水火的低效率政府能不破产吗？

如果你这么想，可就冤枉了清政府。清政府在这一个月内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做，而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清政府整合了全国的专业卫生人才，想从里面挑出几个能挑大梁经验丰富的人才去平息这场让人闻风丧胆大瘟疫。

你别说清政府还真挑出来个合适的人才。他是美国丹佛大学的医学博士，现任海军总医官，名字叫做谢天宝。你可能猜他是个外国人，不愿意趟中国政府这个浑水，肯定不愿意去。

如果你这么猜可就猜错了，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不过是清朝公派出国的优秀留学生而已。不过你也猜对了一半，他确实是不愿意去。原因我们用脚都能想出来。那么危险的地方，得了鼠疫的话用那时的医疗条件来说是必死无疑的。而且一旦接受任命揽下这个烂摊子，万一一不小心成功控制了瘟疫还好；一旦控制不住，即使在瘟疫的战场上能侥幸的安然无恙，那回来也还是逃不过清廷抄家灭门的追责大刀。所以，他死也不愿意去。但是又不能明说，就跟清廷提条件。要一大笔预支的抚恤金，说我这次九死一生的为国效力，去了生死未卜，你得提前给我一大笔“安家定心费”，给我老婆孩子下半辈子用。而且一张嘴就是狮子大开口。那时清朝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国库里根本没有多少钱。可就是这也不是说给不起，关键是一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的心思也就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所以，他也未必能担得起这个重任。朝廷苦劝无果，这才临阵换将。

挑来挑去，就找到了这个伍连德。他虽然年纪轻轻，初到而立之年。然而却有着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教育背景。他在英属殖民地的小岛槟榔屿出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医学博士的学业，而且是以当届毕业生中第一的成绩提前毕业的。到过巴斯德研究所，对微生物研究有着系统而严密的训练，而且这方面知识丰富。其实那时鼠疫杆菌已经发现，但是在当时的国内能够在显微镜下见过鼠疫杆菌长啥样子的恐怕也超不过十个人，而伍连德就是其中之一，理所当然的成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响当当的医学人才。

其实谢天宝不想担这个担子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当时鼠疫的流行让俄国和日本有了充分的借口和机会，一旦清廷控制不了鼠疫的传播，他们就将取而代之，借此合情合理的接手东北三省的管辖权，再进一步就是领土主权了。所以，鼠疫处理不好，自己的命倒是小事，万一丢失了中国版图上的大片领土那可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宁可当一个怂蛋，也绝不出头，即使有能力也不出头。

施肇基把前因后果原原本本的跟伍连德和盘托出，并提醒他一定要权衡好，做决定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此生惟愿常报国，星联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这个连中文都说不好的中国军医，用义不容辞的口吻接受了清廷的临危受命。

正所谓大医医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将作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协调整个东三省的全部力量来开创一个人类防疫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而他也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医生，用自己渊博的医学知识，捍卫祖国领土的尊严。

伍连德星夜回津从自己学生中挑选了一个英文好的志愿者作为自己的翻译，然后立刻动身出山海关，4天后就到了哈尔滨。

控制瘟疫的难度就在于它是宏观整体的，并不像普通治病，针对个体，只要把个体得病前后捋顺清楚，处理好其中的要害就可以。而对于瘟疫这个全局，个体和个体是会相互传染的，而且可能不只是人与人之间传染这一种渠道，你无法控制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就控制不住疾病流行的方向，这种瘟疫就有可能多点开花，传出东三省，传遍全中国。所以对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群体，想多方面全面控制难度是非常大的，丝毫不亚于一个元帅从战略眼光统领全局战场。更何况连这个瘟疫是啥？有什么传染特性？是不是能够治疗？这一切都不知道，对于一个陌生甚至无形的敌人，怎么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呢？

所以，当务之急伍连德要知道这里流行的到底是不是大家传说的“鼠疫”？怎么才能知道呢？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只要从死去的人那里找到证据就好，再结合自己所掌握的微生物知识，相信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伍连德一刻都没有耽误，直接通知当地县衙，有情况立刻通知自己，他要亲自赶到现场，看看死者的形容，然后解剖取样，回去用显微镜观察，以确定病原。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危险，但他必须冒险，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一切，疾病已经流行快一个月了，如果不抓紧时间，瘟疫再来一次大爆发，到时候恐怕自己就是菩萨转世也回天无力，东北千万人的生命需要自己给出一个交代。

当然在瘟疫盛行的哈尔滨每天都要死几十个人，他等不了几个时辰就会出现他迫切想知道的现场和病例。死者出现在傅家甸的贫民窟里，昨晚咳血而死。从死者体征上来看，与鼠疫有些相似，但很大的疑点就是死者的淋巴结并没有肿大。

封锁现场，戴上口罩，简单消毒，伍连德在零下30度的东北严寒里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留存了死者的血液、肺脏和其他脏器后，又缝上了皮肤以便下葬。

很快他就从肺脏的标本里分离到了很典型的鼠疫杆菌，为了等待血培养的结果以便确认鼠疫无疑，他又等了一天，才向北京报告。这一天是他到哈尔滨的第六天。

确认了瘟疫的具体性质后，他心中却更加疑惑。因为依据目前世界医学对鼠疫的了解，它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把病菌传给了人，从而导致疾病的，而且人得了这种鼠疫后如果不经过跳蚤是不能人传人的。可是问题就在这了，这大东北天寒地冻的根本就不适合跳蚤繁殖，跳蚤不冻死就不错了，还哪里有那个闲心传播瘟疫呢？这是疑点之一；再有，根据他的观察和当地官员的叙述，这种瘟疫好像是通过人直接传给人的，中间没有什么中介，而且大部分人都有咳血，和传统上我们了解的那种淋巴结肿大的腺鼠疫并不相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流行病学史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

略加调查，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第一例病例并不是出现在目前鼠疫最流行的傅家甸，而是出现在“满洲里”捉土拨鼠的窝棚里。人们抓这种叫做旱獭的动物实际上是为了发财。因为这种动物的皮经过处理和西方贵妇人喜爱穿的貂皮几乎没有差别。于是一条发财致富的新路就摆在人们面前。那时候闯关东的热潮正盛，大批移民也加入到捉土拨鼠的行列中，于是这种和老鼠同属啮齿类动物的可怜物种几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人们开始只要它的皮，而把身子妥善掩埋；后来外地人多了，也不讲什么规矩了，直接弃尸荒野，更有甚者顺便食肉。

伍连德敏锐的推测，这种和普通老鼠稍有区别的土拨鼠有可能携带着变异的鼠疫杆菌，然后传给了捕杀它甚至食其肉的人类，这种变异的鼠疫杆菌恰恰具备一个特质，省略了跳蚤这个中间媒介，通过呼吸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

分析到这伍连德一身冷汗，原因有两个。一是从鼠疫流行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这些病人就像种子一样洒向东北或者更广大的区域，他们将作为新的传染源将瘟疫传出东北，传遍中国；二是与这种新型鼠疫相比，得了腺鼠疫是幸运的。因为得了腺鼠疫还有十分之一二的生存可能，而得了这种则必死无疑，绝无生还希望。不能再迟疑了，必须联合日本人和俄国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控。

伍连德以清廷钦差大臣的身份，做了三件事。

一、全民戴口罩，戴自己做的加厚口罩。

二、与鼠疫患者接触过的所有人迅速隔离，发病者送至新建的鼠疫医院。

三、封锁东北全境交通，并在交通要道设卡，疑似者统统就近隔离。

这个堪称完美的快速反应出来的方案也是他到哈尔滨第六天发布的。可理想很完美现实却很残酷，没有可用之人是整个方案最大的漏洞。伍连德当然也很快的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一方面电报京城加派人手增援，尤其是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才；一方面自己也开始临时培训所需要的人手，大多是由官兵，警察和志愿者组成，开展工作依旧艰难。这段时间每天病死的人数有增无减。

不久，焦急而忙碌的伍连德等来了帮手，只不过是个帮倒忙的。

这个清廷派来的第二位有过唐山防鼠疫经验的法国专家，一来就不同意伍连德的鼠疫流行和防疫理论。他仍旧认为全城灭鼠才是消灭鼠疫的关键。并且他曾经多次请示朝廷想把东北防疫大权转移到自己手中。

设身处地的想，在全城禁严，百姓闭门不出而防疫人手又极度缺乏的当时，灭鼠措施的实施该有多困难。而且一旦灭鼠行动本质上无用，那么无端耗费的人力则可能造成隔离和戒严的人手不够而削弱防疫效果。伍连德根据自己的判断，从这次鼠疫的传播方式上推论旱獭把病菌传给人后自身在这次鼠疫流行中起的作用就几乎消失，因为人们大量削减了旱獭的种群数量，它们已经再无能力在鼠疫的舞台上再次折腾。而其他普通的老鼠并不是这次鼠疫的罪魁祸首，所以全城灭鼠的意义不大。

朝廷反复权衡后决定继续支持伍连德。这个法国专家一气之下自己带人灭鼠去了，不久就感染鼠疫死了。

其他帮手陆续赶到，慢慢帮他建立起东三省的防疫大网。伍连德除了在哈尔滨总览全局外，仍旧每天带人挑重灾区亲自主持工作，也就相当于乐此不疲、每日奔走的局部救火员。情况仍然没有好转，而且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就在伍连德绝望崩溃之时，他想到了自己百密一疏的致命环节，那就是尸体的处理。

看了一下墓地，伍连德几乎落下泪来。在皑皑大雪的墓地上，尸体遍布荒野，没有棺材也无人掩埋。这也难怪，每日大量的死亡让棺材铺早已供不应求，再加上苦寒的东北，非一日之寒的三尺冰冻，岂是能任谁随随便便就可以掘地三尺的呢？

这座鼠疫杆菌的天然仓库，就这样每天通过各种动物向已经封锁严密的外部世界源源不断的传送着病菌，而且是乐此不疲。

怎么办是摆在伍连德面前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隔离起来，你无法隔离飞禽走兽；消毒又无法浸入血肉将细菌赶尽杀绝。只剩下唯一的办法了，焚尸。即使是违反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即使可能搞得人神共愤，为了将鼠疫紧紧的锁死在东北，为了中国的版图，自己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要明知不可为而为。

所有责任后果，我伍连德一人承担。

这是大疫之下，中国医者的担当；这是国难当头时，中国军医的楷模。

尸体焚烧后不久，鼠疫的日死亡人数终于开始下降。可以肆虐几百年的鼠疫，在这个无闻医者的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他到哈尔滨的三个月后，鼠疫风波终于平息。

4月3日，在沈阳小河沿的惠工会议室里，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会议的名称叫做“万国鼠疫大会”，说是“万国”，其实只有11个国家，只不过这11个国家是世界上国力强盛的几个国家而已。

大会的主席自然是功勋卓著的伍连德博士，不过我还想提提副主席。他是日本微生物界的大师，曾经最有希望的鼠疫发现者北里柴山郎。这次东北大鼠疫他也并未缺席，但是因为搞错了研究方向，等到伍连德控制完了鼠疫，北里博士也没在显微镜下看到鼠疫杆菌的模样。按道理不至于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解剖了哈尔滨的数万只耗子，而这普通的耗子根本就不是这次鼠疫的罪魁祸首，所以只能无功而返。这也正证实了伍连德关于鼠疫的部分推论。

在这次大会上伍连德将发现的这种新型鼠疫定义为了“肺鼠疫”，并将其发现、传播流行史做了系统的阐述，最后又将他的防疫措施毫无保留的向与会的专家展示。正是从这里，中国人学会了现代的防疫，从这里世界见证了东亚病夫的传奇。

各国的各种头衔勋章，自然而然的落到了伍连德的身上，年仅31岁的南洋小子一战成名，让几个月后即将灭亡的清政府脸上重新焕发出无限的荣光，只不过这荣光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回光返照之光。

此后十年风云激荡的中国政坛，伍连德不曾踏足；他就留在了东北，继续建设中国东北的防疫长城，并潜心进行关于鼠疫的学术研究。因为他断言，鼠疫在不久之后还会卷土重来。一方面因为对微生物的直觉，一方面因为东北的鼠疫仍有散发。十年之后鼠疫再次流行的时候，无官无权的他凭借着自己建立起的防疫长城，成功捍卫了东北人民生命的尊严。

鼠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伍连德曾经被日本人秘密逮捕，幸好上层人士的积极周旋才将其成功解救。日本人为什么抓他，没有人知道原因！直到7年之后，调查常德爆发的鼠疫才辗转查到731部队通过空投携带鼠疫的跳蚤来制造鼠疫流行的真相。稍一联想，伍连德知道了当年日本人抓他的真正意图。

伍连德先生此后一直为中国的防疫和医学事业做了许多贡献。包括创立了中华医学会，包括《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包括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综合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的建立，包括禁毒，包括收回海港检疫权，包括后来成功遏制住了霍乱的流行……我很想补充的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当年就是由张作霖出资，由伍连德一手创建的。

伍连德先生于1960年1月21日在家乡病逝，终年81岁。他比北里和耶尔森都要幸运，因为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了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从那时起，鼠疫就已经不是不治之症，病死率也从九成降到了一成。这个“鼠疫斗士”，终于可以安心的长眠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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